伴随着农民工利益表达需求的增强，农民工维权NGO在中国迅速发展。基于赋权理论和“珠三角”地区的调查研究表明，维权NGO在农民工利益表达中的赋权角色包括资源顾问、增强敏感度、培训者三方面；赋权途径属于“外力推动途径”和“内力推动途径”二者相结合的途径；赋权内容包括个人、人际交往、政治三个层面。在赋权过程中，维权NGO扩建了农民工利益表达的社会支持网络，重构了其社会资本，使农民工获取更丰富的社会资源，增强其进行利益表达的社会影响力。然而囿于现行国家相关政策和体制的制约，维权NGO无法实现农民工利益表达的组织化，难以提升农民工利益表达渠道的效率，不能引起农民工利益表达制度的普遍性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