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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栏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正确政绩观重要论述的历史唯物主义阐释
    曹威伟
    2026,27(3):1-12, DOI: 10.13331/j.cnki.jhau(ss).2026.03.001
    [摘要] (0) [HTML] (0) [PDF 791.40 K] (0)
    摘要：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是历史唯物主义在新时代治国理政实践中的创造性运用。从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辩证关系看，政绩观根植于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在高质量发展阶段，应以正确观念引领实践，实现意识对现实的能动反作用；从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规律看，政绩观演进由生产力水平决定，经历了从“速度偏好”向“质量优先”的转型，通过制度与观念的协同推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良性互动；从历史辩证法的视域看，政绩观贯通过去、当下与未来，把握“显绩”与“潜绩”的辩证转化，实现规律遵循与能动创造的统一；从群众史观看，正确政绩观确立人民为最终评判者、最大受益者和根本创造者，将“为民造福”视为最大政绩；从实践方法论看，正确政绩观以科学考核、终身追责、容错纠错与激励担当的辩证统一，形成制度化保障与常态化落实，将价值理念转化为实践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正确政绩观重要论述的标识性概念系统探析
    李红权，王乐航
    2026,27(3):13-20, DOI: 10.13331/j.cnki.jhau(ss).2026.03.002
    [摘要] (0) [HTML] (0) [PDF 526.42 K] (0)
    摘要：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蕴含着一系列内涵丰富、呼应时代、指向鲜明的标识性概念，体现了认识论、价值论、方法论的有机统一。从认识论向度来看，“政绩观问题是一个根本性问题”“以人民为中心”“尊重客观实际”“打基础利长远”等概念，把握了正确政绩观的本质与规律；从价值论向度来看，“为民造福”“高质量发展”“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等概念，阐明了正确政绩观的价值追求；从方法论向度来看，“党性坚强”“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科学决策”“完善政绩考核评价体系”“高质量党建”等概念，指明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实践要求。这些不同向度的标识性概念阐明了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的基本问题，它们是一个明体达用、体用贯通的概念体系，具有鲜明的理论与实践指导力。
    农村经济
    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对县域经济发展的影响——基于要素供给与效率的双重视角
    张宇飞，罗明忠，杨怡
    2026,27(3):21-30, DOI: 10.13331/j.cnki.jhau(ss).2026.03.003
    [摘要] (0) [HTML] (0) [PDF 1.01 M] (0)
    摘要：
    全域土地综合整治是优化国土空间格局、促进县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政策工具。本文基于2012—2022年中国2076个县域的非平衡面板数据，以多期双重差分法识别该政策对县域经济发展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全域土地综合整治能显著促进县域经济发展，该结论经多重稳健性检验后仍成立。机制检验结果表明，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可以盘活存量土地，吸引政府与社会资本，提高土地集约度与资本利用效率，从扩大要素供给规模与提升要素利用效率双重维度驱动县域经济发展。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该政策效应在人口密度低及中西部县域更突出，契合这些地区对土地集约利用和资本注入的需求。
    “全面在地化”与农民主体性激活——基于皖南一个乡村茶产业的案例分析
    王少康
    2026,27(3):31-39, DOI: 10.13331/j.cnki.jhau(ss).2026.03.004
    [摘要] (0) [HTML] (0) [PDF 586.06 K] (0)
    摘要：
    激活农民主体性是有效发展乡村产业的关键。本文从过程视角拓展在地化理论，提出“全面在地化”概念，并基于皖南方村茶产业发展的个案研究，系统剖析农民主体性激活的实践机制。研究发现，“全面在地化”强调在产业发展的全过程中，通过发展主体、发展行动与发展效果的协同在地化，实现农民主体性的有效激活。具体而言，通过村镇合力的地位保障，明确农民在产业发展中的主体地位，推动工商资本与农民形成发展共同体；通过内外互嵌的基础适配，兼顾市场规则引入与乡土基础优化，构建适配农民发展条件的行动体系。二者共同为农民输入动员信息，进而通过渐进推动的共建共享，以分层动员和先发者带后发者的方式实现农民参与扩散。三重机制协同作用，最终形成“为了农民、通过农民、属于农民”的产业发展格局。
    集群治理何以推动小农经济现代化——基于湘西H村冰糖橙产业集群的案例分析
    李泽
    2026,27(3):40-48, DOI: 10.13331/j.cnki.jhau(ss).2026.03.005
    [摘要] (0) [HTML] (0) [PDF 768.93 K] (0)
    摘要：
    小农经济现代化是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关键，但其固有的结构性困境长期制约着转型进程。本文以湘西H村冰糖橙产业集群为例，融合集群治理理论，构建“组织嵌入—技术赋能—利益联结—风险缓冲”的分析框架，系统探讨产业集群推动小农经济现代化的实践逻辑。研究发现，产业集群通过构建协同治理机制，依托组织化载体整合分散农户的生产能力，有效衔接小农户与大市场，推动小农经济向规模化、集约化、品牌化和高附加值方向转型。具体而言，组织嵌入为多元主体协同提供制度保障，技术赋能为技术扩散提供组织化路径，利益联结促成激励相容的分配机制，风险缓冲确保治理体系的系统韧性。四个维度相互关联、层层递进，有效破解了小农经济的结构性困境，推动小农经济现代化发展。
    乡村产业振兴视域下中药材产业高质量发展评价及区域差异——以湖南省为例
    李文术，秦裕辉
    2026,27(3):49-56, DOI: 10.13331/j.cnki.jhau(ss).2026.03.006
    [摘要] (0) [HTML] (0) [PDF 1.26 M] (0)
    摘要：
    中药材产业高质量发展已成为衔接中医药传承创新与乡村产业振兴的重要纽带。本文构建了六个维度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采用层次分析法-熵权法组合赋权确定指标权重，对湖南省2019—2024年数据进行测度，并运用Dagum基尼系数分解区域差异。结果表明：湖南省中药材产业高质量发展已从“规模扩张”转入“结构优化”的关键期，增长动力呈现“社会与生态效益驱动强、市场与制度支撑弱”的显著反差，空间格局呈现出“市域梯度固化”与“区域内部效益分化”的双重特征。推动产业行稳致远的关键在于将社会生态优势转化为产业可持续的内生市场竞争力与风险抵御能力，政策重心必须指向全产业链的提质与制度环境的优化，区域协同机制的建设必须从基础设施联通向价值链利益共享深化。
    农村社会
    乡村全面振兴中农民协商参与的实践逻辑与路径优化——基于四川JY市“村民说事”的案例考察
    李春梅，刘瑞
    2026,27(3):57-66, DOI: 10.13331/j.cnki.jhau(ss).2026.03.007
    [摘要] (0) [HTML] (0) [PDF 798.41 K] (0)
    摘要：
    基于共生理论构建“共生单元培育—共生模式创新—共生环境优化”的三维分析框架，通过对四川省JY市“村民说事”的案例考察发现：JY市通过在数字赋能场景下建立线上直播议事与线下兜底服务相结合的技术使用机制，在农旅产业融合中实现文化嵌入与利益联结的双重驱动，在特色产业链条上构建农民、企业与农技专家等多元主体的利益共生共同体，推动了农民协商参与的实践创新。其内在逻辑机制主要体现在：在党建引领下以全过程协商为核心促进共生单元培育，以“说—议—办—评”为链条推动共生模式创新，以政策、技术与文化的协同赋能促进共生环境优化。该模式有效推动了农民从治理“边缘参与者”向“核心共生主体”转型，能够为破解西部乡村协商参与的主体边缘化、参与碎片化和监督虚化难题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理论借鉴与实践方案，为健全乡村协商民主制度体系、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供重要的学理支撑和制度参考。
    社会工作参与乡村振兴的实践困境与双维互构机制——基于“结构性嵌入与关系性调适”的分析框架
    戴香智
    2026,27(3):67-75, DOI: 10.13331/j.cnki.jhau(ss).2026.03.008
    [摘要] (0) [HTML] (0) [PDF 676.51 K] (0)
    摘要：
    乡村振兴战略的纵深推进对社会工作参与乡村治理提出迫切需求，但专业介入往往陷入与乡土社会之间的“悬浮”困境。以H省W县S村为典型案例，构建“结构性嵌入—关系性调适”的双维互构分析框架，系统探讨社会工作参与乡村振兴的实践困境及其深层机理。研究发现，困境根源在于结构性嵌入失灵与关系性调适失效的相互强化，表现为制度错位、文化张力与信任悬浮。进而，社会工作通过双维互构机制逐步走出困境，其运作路径呈现为“信任积累—绩效彰显—制度认可—专业共生”的递进链条。具体而言，即通过“串门工作法”与集体仪式激活等关系性调适策略积累村民信任，将信任转化为可感知的服务绩效，并经由制度化翻译争取制度认可，最终在能力共生与权威让渡中实现专业与乡土的双向赋能，形成结构促进关系、关系反哺结构的良性循环。这一过程系统揭示了社会工作从“项目嵌入”走向“专业共生”的微观机制，为优化其参与乡村振兴的实践路径提供了理论参照与政策启示。
    公共管理
    农民合作社参与乡村治理的多重制度逻辑及行动策略——基于甘肃省G县富民合作社的个案考察
    高兴洲
    2026,27(3):76-85, DOI: 10.13331/j.cnki.jhau(ss).2026.03.009
    [摘要] (0) [HTML] (0) [PDF 864.50 K] (0)
    摘要：
    农民合作社参与乡村治理，有助于重塑乡村场域的治理结构，推动乡村治理现代化进程。在科层逻辑、乡土逻辑、市场逻辑及共同体逻辑的交互作用下，合作社面临多重制度复杂性难题，具体表现为：组织效率与乡村公益之间的平衡困境、村级治理行政化倾向、合作社发展路径上的市场化与集体化选择冲突。合作社通过强组织动员推动再集体化、参与式协商强化村庄公共性、扶助惠民事业增进村社共建、信息共享整合柔性知识等差异化行动策略，在多重制度逻辑之间实现了动态平衡。作为具有共同体属性的混合组织，合作社的“耦合共生”机制，即多重制度逻辑的选择性耦合与差异化行动策略的协调共生，使其能够有效调动场域中受不同制度逻辑驱动的多元行动主体，协同实现发展目标。
    多维嵌入：清单减负何以可能？——基于浙江省Z区Z街道“履行职责事项清单”实践的案例研究
    张振昌
    2026,27(3):86-96, DOI: 10.13331/j.cnki.jhau(ss).2026.03.010
    [摘要] (0) [HTML] (0) [PDF 871.14 K] (0)
    摘要：
    基于“嵌入式治理”理论视角，构建“制度嵌入—结构嵌入—服务嵌入—过程嵌入”分析框架，以浙江省Z区Z街道履行职责事项清单实践为典型案例，剖析清单减负的内在机理。研究发现，制度嵌入促进治理权责清晰化，从源头上消解因职责模糊衍生的治理负荷；结构嵌入促进治理协作高效化，以有序的集体行动减少部门间推诿扯皮等行政内耗；服务嵌入促进治理服务精准化，避免服务错配造成的资源浪费与无效劳动；过程嵌入促进治理考核常态化，以清单为标尺削减考核泛化带来的迎检负担。据此建议：构建清单动态调整与法治化保障机制，强化清单执行的跨部门协同与数字赋能，推动清单事项与服务需求精准对接，健全清单导向的常态化考核体系，进而系统提升清单减负的治理效能。
    教育教学研究
    基于要素禀赋的省域本科专业动态调整路径研究——以湖南省为例
    幸郁芊，高晓清
    2026,27(3):97-106, DOI: 10.13331/j.cnki.jhau(ss).2026.03.011
    [摘要] (0) [HTML] (0) [PDF 870.29 K] (0)
    摘要：
    基于要素禀赋理论，以湖南省2013—2024年度本科专业调整数据为样本统计分析发现，湖南省通过增设新兴前沿专业、撤销低效冗余专业等举措，有效促进了高等教育与区域产业创新的有机融合，但本科专业调整过程中，仍面临要素结构错配引致专业支撑不足、要素优势不明致使专业布局同质、要素活力匮乏制约专业动态发展、协同机制失灵引发专业调整失序的多重困境。可通过综合考虑“人、物、知、制、环”五维互动关系，从解构要素禀赋、识别比较优势、激发要素活力以及构建保障机制四个层面系统设计本科专业动态调整路径。
    高职院校支撑农机国际产能合作的困境及优化路径——以两所涉农高职院校为例
    廖立琼，毛祥成，梁先明
    2026,27(3):107-114, DOI: 10.13331/j.cnki.jhau(ss).2026.03.012
    [摘要] (0) [HTML] (0) [PDF 729.98 K] (0)
    摘要：
    以湖南生物机电职业技术学院与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为例，构建“主体嵌合—技术适配—制度耦合”三维分析框架，系统剖析高职院校支撑农机国际产能合作的困境及其优化路径。研究发现，主体嵌合不足是基础性问题，其引发技术适配与制度耦合的连锁反应，三者相互强化形成负向循环。据此提出优化路径：深化多元主体协同，构建全链条嵌入的产教融合网络；强化场景化技术适配，搭建跨境农艺场景驱动的全流程服务平台；推动制度标准协同共建，建立双向互认的标准衔接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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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内生发展理论视域下数字乡村建设：机理、困境与路径
    孙悦，项松林
    2023,24(6):55-62, DOI: 10.13331/j.cnki.jhau(ss).2023.06.006
    [摘要] (1020) [HTML] (0) [PDF 600.19 K] (8569)
    摘要：
    借鉴新内生发展理论，围绕技术赋能、激活资源、形塑主体、治理变革四个维度阐释数字乡村建设的内在机理，并以此观照与揭示当前乡村数字化转型存在的主要问题，如数字技术嵌入鸿沟、“资源下乡”效率低下、数字排斥与农民缺场、“数字逻辑”与“乡土逻辑”冲突等。在新的发展阶段，全面推进数字乡村高质量建设应夯实数字技术基础，加大“数字下乡”支持力度；优化资源数字化结构，提高“资源下乡”效率；健全数字教育体系，提升农民数字素养；增强数字包容，加快乡村数字治理变革。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测度：供给与受益二维视角——兼论转移支付与财政自给率的影响
    宋佳莹
    2022,23(4):85-95, DOI:
    [摘要] (776) [HTML] (0) [PDF 842.36 K] (8487)
    摘要：
    根据俱乐部理论提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应基于供给与受益维度进行测度。基于2015—2019年31个省（区、市）数据，对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进行测度并分析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近几年中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总体上呈上升态势，区域间的差距逐年缩小。（2）转移支付的增加显著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而地区财政自给率则表现为阻碍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其中，转移支付与财政自给率的交互效应对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起负向调节作用。（3）转移支付与财政自给率对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影响存在区域异质性。转移支付对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正效应呈东、中、西部依次递增；而财政自给率对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影响在东、中、西部的作用依次减小，且在西部地区负向作用尤为明显。需针对不同区域，采取合理政策措施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农户订单农业参与行为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计划行为理论视角
    侯晶, 侯博
    2018(1):17-24, DOI:
    [摘要] (1250) [HTML] (0) [PDF 223.74 K] (7518)
    摘要：
    根据江苏省296家苹果种植农户的调查数据，基于扩展的计划行为理论与多群组结构方程模型分析了农户订单农业参与行为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行为态度、主观规范、感知行为控制和交易费用是影响农户订单农业参与意向的主要因素，而订单农业参与意向和交易费用又对农户的订单农业参与行为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以农户的经营规模为调节变量进行多群组分析的结果进一步显示，相对于大规模农户而言，小规模农户的订单农业参与行为受到主观规范、交易成本和家庭禀赋的影响更大。
    乡村振兴视角下农村产业融合的增收减贫效应——基于农村数字化与教育投资的调节作用分析
    彭影
    2022,23(3):28-40, DOI: A
    [摘要] (500) [HTML] (0) [PDF 1.01 M] (7494)
    摘要：
    采用2008—2019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农村产业融合的增收减贫效应，并使用调节效应模型和面板门限模型深入分析农村数字化与农村教育投资的调节机制。实证表明：农村产业融合通过提高农民收入水平和改善农民收入结构促进农民持续增收。农村产业融合会增加农村相对贫困规模，而受农村贫困发展阶段的影响，农村产业融合对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具有非线性驱动作用。调节机制表明，农村数字化与农村教育投资均对农村产业融合的增收效应存在正向调节作用，但对农村产业融合减贫效应的有效调节作用尚未形成。此外，农村数字化和农村教育投资对农村产业融合增收减贫效应的调节作用存在门槛效应。
    农村生活形态的历史考察与展望
    朱梅, 应若平, 陈向科
    2010(1):25, DOI:
    [摘要] (4813) [HTML] (0) [PDF 358.85 K] (7241)
    摘要：
    在对农村生活形态的概念进行界定的基础上，循着农村生活形态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历史轨迹，将农村生活形态的演变过程分为三个大的历史时期：传统社会的农村生活形态、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时期的农村生活形态、现代社会的农村生活形态，并分析了不同历史时期农村生活形态的具体特征。城乡融合是社会发展的大趋势，中国特色的现代社会就是城乡统筹的社会，城乡统筹发展必然促进农村生活形态从同质性向和谐的异质性转变。
    社会资本理论的争辨与整合
    龙欢, 王翠绒
    2016(5):49-54, DOI:
    [摘要] (1521) [HTML] (0) [PDF 105.72 K] (7116)
    摘要：
    对社会资本的个体和群体，微观、中观和宏观的分析层次进行辨析可知，社会资本应当是社会的“社会性”资本而非个人的“社会性”资本。从社会群体层面来审视社会资本的本质，社会层面的文化规范说将社会资本视为能促使人们互助合作的主观文化或规范，明显优于个体层面的主体能力说与网络结构说，也能更好地实现社会资本理论的逻辑自洽。如果从社会群体层面来考察，社会资本作为一种非正式的群体规范，它的功能是中性的，能促进群体或网络内部的信任与合作，进而增进彼此的利益。明确社会资本的本质和功能，就可以对社会资本的层次与边界做出限定，将它从公民社会、社区、信任、网络、制度等概念中区分开来，以更好地弥合分歧，实现理论整合，推进社会发展。
    产权改革、社会资本与小型农田水利设施管护效果——基于交易费用的中介效应分析
    龙子泉, 张媛媛, 周玉琴, 范如国
    2019(4):1-9, DOI:
    [摘要] (874) [HTML] (0) [PDF 240.58 K] (6963)
    摘要：
    基于湖北省379份农户问卷调研数据，从产权改革、社会资本两个维度选取12个观测指标，并以交易费用为中介变量，利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小型农田水利设施管护效果的影响因素及其影响路径。结果表明：产权改革、社会资本以及交易费用是影响小型农田水利设施管护效果的重要因素。小型农田水利设施产权改革越彻底，网络、规范、信任等社会资本越高，设施管护效果越好；产权改革及社会资本还可以通过降低交易费用提升小型农田水利设施的管护效果。以农户用水需求及工程盈利能力为调节变量进行多群组分析的结果进一步显示，用水需求高的农户，随着社会资本的提高，设施管护效果要显著好于用水需求低的群体；相较于低盈利能力小型农田水利设施，高盈利能力小型农田水利设施的管护效果受产权改革的影响更大。
    新型职业农民持续经营意愿的影响因素及其层次结构——基于河南省调查数据的分析
    沈琼, 陈璐
    2019(4):34-41, DOI:
    [摘要] (959) [HTML] (0) [PDF 246.32 K] (6750)
    摘要：
    基于河南省585份新型职业农民问卷调查数据，运用Logit模型分析新型职业农民持续经营意愿的影响因素，并利用ISM模型解析各影响因素间的关系和层级结构，结果表明：新型职业农民受教育程度、职业兴趣、职业信心、职业韧性、风险态度、代际传递意愿、技术获取、政府支持、社会保障以及市场预期10个因素对其持续经营意愿有显著影响。其中，职业韧性和代际传递意愿是表层直接因素，风险态度、职业信心、技术获取和社会保障是中层间接因素，职业兴趣、市场预期、政府支持和受教育程度是深层根源因素。
    宅基地“三权分置”的实施瓶颈与规范路径——基于杭州宅基地制度改革实践
    胡大伟
    2020(1):49-55, DOI:
    [摘要] (1015) [HTML] (0) [PDF 285.35 K] (6412)
    摘要：
    杭州积极推进闲置宅基地盘活利用的创新实践，开展了宅基地制度改革的“联众模式”“淳安实验”和临安天目山试点。基于杭州宅基地制度改革实践的观察发现，宅基地“三权分置”面临着实践需求与政策供给的不匹配，宅基地所有权难以显化、宅基地资格权的认定及规范保护比较模糊、宅基地使用权规范流转和盘活的市场机制及法治保障不足等困境。深入推进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促进闲置宅基地的盘活利用，应该坚持城乡融合、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视角，提高乡村治理能力，充分发挥村集体在宅基地开发利用中的主导作用，保障宅基地集体所有权的有效落实；科学界定农村宅基地“三权”之间的权责关系，显化宅基地农户资格权，建构完善的确权赋能机制；完善政策扶持、平台搭建和空间管制等政府资源配置机制，保障宅基地使用权的适度放活；推进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与相关领域改革的协同融合，完善宅基地用益物权保障机制。
    中国农业上市公司资本结构微观影响因素分析
    马巾英1, 李明贤2
    2011(3):29-34, DOI:
    [摘要] (2689) [HTML] (0) [PDF 296.36 K] (6341)
    摘要：
    上市公司的资本结构对公司的发展起着很重要的作用，而影响企业资本结构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基于中国45家农业上市公司2007—2009年的面板数据，建立回归模型，对影响资本结构的微观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中国农业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偿债能力以及现金流量与资产负债率负相关，企业规模、非债务税盾与资产负债率正相关，而成长能力与资产负债率的相关性不显著。
    日本、韩国及我国台湾地区农业现代化与湖南之比较研究
    曾福生
    2020(2):1-7, DOI:
    [摘要] (1217) [HTML] (0) [PDF 127.39 K] (6327)
    摘要：
    基于现阶段湖南省农业现代化建设面临的问题导向，通过赴日本、韩国及我国台湾地区调研考察，围绕小农户与现代农业衔接、农业机械化、农业品牌化、农业绿色发展、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农业支持政策等六个方面分别论述日本、韩国及我国台湾地区农业现代化的具体发展模式，并就湖南省农业现代化实践优势和差距进行比较。结合湖南省发展实际，提出了湖南省加速推进农业现代化的战略取向：实现小农户与现代农业紧密衔接，推进农民组织化；精准制机、适机、用机、购机，实现农业机械化；实现精细农业高质量发展，推动农业品牌化；加快农业生产方式转型升级，引领农业绿色化；做优做强农产品精深加工，助推产业融合化；加大政府支持力度，促进服务社会化。
    “农业人才培养与农民教育”笔谈
    周清明、刘纯阳、夏金星、吴易雄
    2012(4):1-15, DOI:
    [摘要] (1687) [HTML] (0) [PDF 160.48 K] (6322)
    摘要：
    2012年，中共中央1号文件聚焦农业科技进步及农业农村人才培养。基于此，本刊特邀周清明等专家教授开展“农业人才培养与农民教育”笔谈。周清明教授基于湖南农大的实践，认为现代农业人才培养之道在于：更新教育观念，理清办学思路；深化教学改革，创新培养模式；加强教学建设，夯实培养基础；健全评价机制，保障教学质量。刘纯阳教授认为，国情决定了我国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依然必须大力发展农民教育，而农民自身的发展转型则要求人们对传统体制下的农民教育模式和理念进行重新审视。面向未来的农民教育不仅要充分考虑我国社会经济转型这个大的时代背景，而且要结合高等教育大众化这一新的趋势进行调整，必须以均衡发展的理念来推进面向未来的农民教育。夏金星教授认为，农村人力资源匮乏正成为“三农”发展的瓶颈，农业教育资源正在加速流失，农业发展暗藏危机，“三化”同步推进亟需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吴易雄博士认为，湖南农业人才培养与农业科技创新事业取得了长足进步，但如果从整体上、发展潜力上和应用层面上分析，湖南农业科技创新与农业人才培养仍存在较突出的瓶颈制约，应从农业科技创新机制、重点、环境和农技推广体系建设、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农业科技人才培养等方面进行改善和强化。
    宗教信仰对农村居民阶层认同的影响效应——基于CGSS2015调查数据
    王若男, 阮荣平, 韩旭东, 郑风田
    2020(1):35-43, DOI:
    [摘要] (1182) [HTML] (0) [PDF 479.59 K] (6273)
    摘要：
    基于CGSS2015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了宗教信仰对农村居民阶层认同的影响。结果表明：宗教信仰对农村居民阶层认同有显著正向影响。相较无宗教信仰的农村居民，有宗教信仰的农村居民自我认同的阶层地位更高。具体而言，宗教信仰通过参与效应、品位效应和慰藉效应对农村居民阶层认同产生影响。宗教活动参与对农村居民阶层认同存在显著正向影响，且参与频次越高，受到的正向影响越强；不同宗教信仰类型对农村居民阶层认同均产生正向影响，但影响程度不同，仅有回教对阶层认同产生显著正向影响；相较家庭经济状况较好的农村居民，宗教信仰对家庭经济状况较差的农村居民阶层认同影响更大。
    中国豆粕期货市场价格发现功能及动态演变——基于动态Granger因果检验的经验分析
    戴鹏, 汤晓怡, 曾文娟
    2019(4):10-16, DOI:
    [摘要] (2476) [HTML] (0) [PDF 442.03 K] (6166)
    摘要：
    利用2009年8月—2017年5月的豆粕期现货市场价格数据，以Toda 和Yamamoto的Granger因果检验方法为基础，结合滚动窗口回归法对豆粕期货价格和现货价格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动态Granger因果检验。研究表明：中国豆粕期现货市场价格之间保持长期稳定均衡关系的同时，期货市场对现货市场具有显著的单向价格发现功能，且随时间推移，价格发现功能在不断增强，是现货价格波动的主要影响因素。这一结果不随滞后期以及样本选择而改变，具有很强的稳健性。
    水稻生产效益盈亏平衡分析与农户期望——基于湖南省210家农户的调查数据
    蒋元
    2012(1):20-26, DOI:
    [摘要] (1515) [HTML] (0) [PDF 296.89 K] (6121)
    摘要：
    基于2008―2010年湖南洞庭湖区、洞庭湖边沿地区、丘陵区和山区10个样点县(市、区)200个典型农户(散户)和10个种植大户的水稻生产调查数据，分析了散户和专业大户水稻生产成本构成和产量产值效益、水稻生产效益的盈亏平衡点。结果表明，散户每季平均单产为6 951.3 kg/hm2；产值为12 863.78元/hm2；成本为10 249.6元/hm2；盈利为2 613.15元/hm2，享受种田补贴后，盈利水平提高；户平种植水稻收益为2 266.00元，山区最低，平原区最高。专业户每季平均单产为7 169.3 kg/hm2；产值为14 202.99元/hm2；成本为12 429.8元/hm2；盈利为1 773.24元/hm2。这说明湖南水稻生产成本高、盈利水平低、内在风险大。农户最低期望盈利年平2.0～2.8万元/户，需要耕地规模3.4～5.3 hm2，需要实行土地流转才可实现。种植大户最低期望盈利3 000元/hm2，实现这一目标需提高单产623.5 kg/hm2，或给予种田补贴1 234.6元/hm2。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职务犯罪案件中的适用风险及其应对
    唐玲
    2020(2):41-48, DOI:
    [摘要] (1351) [HTML] (0) [PDF 108.22 K] (6096)
    摘要：
    职务犯罪案件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实质在于从传统的“法律报应”走向“法律激励”，具备法规范意义上的积极价值。探索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职务犯罪案件中的适用时，需考量其是否带来刑法体系功能紊乱及罪行关系结构失偏的潜在风险。因此，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职务犯罪案件的适用时需要坚守罪刑相适应原则与法益保护原则，并从实体规定、权利保障以及权力监督等方面着手，化解现阶段适用该制度所带来的风险，为刑法正当规制职务犯罪案件提供规范性框架和制度保障。
    农户秸秆资源化利用行为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张珺, 石欣
    2020(1):17-24, DOI:
    [摘要] (1279) [HTML] (0) [PDF 242.52 K] (6057)
    摘要：
    基于计划行为理论，构建了农户秸秆资源化利用意愿及行为理论模型，以湖南省4个市（州）331份农户微观调查数据，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实证分析了农户秸秆资源化利用行为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行为态度、主观规范、知觉行为控制均对农户秸秆资源化利用意愿有较为显著的正向影响，农户秸秆资源化利用意愿对利用行为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农户对秸秆资源化利用行为的感知（提高自身技能的认知）会正向作用于其对秸秆资源化利用的认知和评价，进而影响农户秸秆资源化化利用的意愿。乡邻、村委会和村干部支持是影响农户主观判断的重要因素，秸秆资源化利用配套设施是农户知觉行为的关键因素，主动宣传秸秆资源化利用是农户利用行为的最终结果。
    财政分权对农业要素流动及其结构变迁的影响——基于1994—2017年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刘锦怡，刘纯阳
    2020(2):8-19, DOI:
    [摘要] (1035) [HTML] (0) [PDF 575.53 K] (6056)
    摘要：
    从制度变迁视角阐述了财政分权体制改革对农业要素流动及其结构变迁的影响，并利用1994—2017年省际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分税制改革以来，中国农业的劳动力和土地要素占比呈现下降趋势，农业资本深化程度不断提高。从区域差异来看，东部农业资本要素相对丰裕，中、西部农业劳动力和土地要素相对丰裕，但资本积累正在不断加快。财政分权对中国农业资本深化具有深刻的制度影响，一方面财政分权通过促进支农支出和工业化推动农业资本积累，另一方面财政分权通过促进工业化和城镇化抑制农业劳动力、土地要素积累，从而驱使农业经济增长路径呈现节约土地和劳动力的资本深化趋势；随着财政分权体制改革的推进，上述影响效应不断增强，且对中、西部地区的影响作用强于东部地区。
    收入、社会资本对农民阶层自我定位的影响
    蔡文聪，杨海钰，李星光，霍学喜
    2020(2):27-34, DOI:
    [摘要] (907) [HTML] (0) [PDF 297.02 K] (6053)
    摘要：
    基于陕西、甘肃、山东、云南四省826户苹果户的调研数据，利用无条件分位数回归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了收入、社会资本对农民阶层自我定位的影响。结果表明：有45.89%的农民阶层自我定位为“上层”和“中上层”，44.07%的农民定位为“中层”，10.05%的农民定位为“中下层”和“下层”，呈“上头大，下头小”的保龄球状，高位认同占主导特征；收入对农民阶层自我定位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且收入对阶层自我定位的系数从0.10分位点上的0.386逐步减小至0.75分位点的0.157，边际作用逐渐下降，存在“餍足效应”；社会资本及其三个维度均对阶层自我定位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收入在社会资本促进阶层自我定位中发挥中介作用，其中收入在社会网络与阶层自我定位之间的中介效应最大，为15.47%。
    股权激励和内部控制对上市公司融资约束的影响——基于2009—2018年战略性新兴产业数据
    黄生权，唐小敏
    2020(2):65-72, DOI:
    [摘要] (1108) [HTML] (0) [PDF 256.88 K] (6053)
    摘要：
    基于2009—2018年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数据，分析了股权激励和内部控制对上市公司融资约束的影响，结果表明：股权激励对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公司的融资约束有显著负向影响；高质量的内部控制有助于缓解融资约束，同时高质量的内部控制可以强化股权激励对融资约束的缓解作用；另外，代理成本在股权激励与融资约束之间具有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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