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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专栏
    土地经营规模、农社交易关系与合作社增收效应
    崔宝玉1，马璐1，王孝璱2
    2025,26(1):1-12, DOI: 10.13331/j.cnki.jhau(ss).2025.01.001
    [摘要] (54) [HTML] (0) [PDF 1.40 M] (22)
    摘要：
    基于2020年中国乡村振兴综合调查数据，运用内生转换模型实证检验农户的土地经营规模对农社交易关系的影响以及不同类型交易关系下的合作社增收效应。结果表明：土地经营规模会显著促进农户选择松散型和紧密型交易，而对准一体化交易的影响并不显著，且其影响会因农户家庭人力资本、所在村庄集体行动能力和村庄地形而具有明显的异质性。合作社增收效应与农社交易关系之间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在紧密型交易关系下合作社具有明显的增收效应，在松散型交易关系下增收效应并不明显，在准一体化交易关系下增收效应反而会受到抑制。不同农社交易关系的合作社增收效应在不同家庭人力资本农户中没有显著差异；对于村庄集体行动能力较弱的农户，松散型交易关系下的合作社增收效应会受到抑制；对于非平原地区的农户，紧密型交易关系下的合作社增收效应较明显。
    农业数字化转型：内在机理、潜在风险与应对机制——基于浙江YN公司的“三位一体”共营制实践
    郑阳阳1，刘瑞峰2*
    2025,26(1):13-23, DOI: 10.13331/j.cnki.jhau(ss).2025.01.002
    [摘要] (28) [HTML] (0) [PDF 662.39 K] (18)
    摘要：
    全面推进农业数字化转型不是盲目随机的，而是在“变”与“不变”中呈现出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内在机理。不变的中国式农业现代化战略目标，变化的资源环境条件、劳动力结构、数字化技术发展以及政府农业政策导向之间的张力和矛盾，驱动了农业数字化转型。从政府、企业和农户多主体角度出发剖析可知，在农业数字化转型中，政府面临“精英俘获”风险，企业面临资产专用性风险，农户面临生产要素缺失风险。以浙江YN公司的案例分析表明，“三位一体”共营制模式能够发挥各主体优势，有效化解农业数字化转型中的风险，推动农业数字化转型的成功实施，形成一个多赢、高效的生态系统。
    新质生产力赋能农业韧性的机理及效应——基于中国30个省级行政区面板数据的分析
    郝爱民，王舒乐
    2025,26(1):24-33, DOI: 10.13331/j.cnki.jhau(ss).2025.01.003
    [摘要] (32) [HTML] (0) [PDF 656.19 K] (14)
    摘要：
    新质生产力通过嵌入农业生产、经营和产业三大体系，发挥技术创新、产业融合、资源配置等优势，增强农业整体的韧性和竞争力。本文分别从农业劳动者、劳动对象、劳动资料维度，以及抵抗力、恢复力、创新力维度构建新质生产力和农业韧性的评价指标体系，并基于2011—2022年中国30个省级行政区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新质生产力对农业韧性的影响。结果表明：新质生产力能够显著增强农业韧性，这一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之后仍然成立。机制分析结果表明，新质生产力能够通过促进农村经济发展赋能农业韧性增长；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新质生产力对农业韧性的影响在东部和中部地区显著，农业劳动者、劳动资料对农业韧性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进一步的分析结果表明，市场化程度在新质生产力对农业韧性的影响中发挥正向调节作用。
    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对农村家庭消费的影响及其机制
    曾春影1，姚利好1，罗明忠2*
    2025,26(1):34-43, DOI: 10.13331/j.cnki.jhau(ss).2025.01.004
    [摘要] (7) [HTML] (0) [PDF 690.73 K] (10)
    摘要：
    从消费能力、公共服务和消费环境三个方面剖析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对农村家庭消费的影响，以新一轮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作为准自然实验，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的四轮调查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并进一步讨论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对农村家庭消费升级和消费公平的影响。结果表明：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显著促进了农村家庭消费；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提高了农村家庭的收入和农村的公共服务水平，并优化了消费环境，从而促进农村家庭消费；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改善了农村家庭的消费结构，缩小了地区间和不同消费群体间农村家庭的消费差距，促进了消费升级和消费公平。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
    科学理解“新质生产力”的四重维度——基于“质”的多维释义
    岑朝阳，安维复
    2025,26(1):44-52, DOI: 10.13331/j.cnki.jhau(ss).2025.01.005
    [摘要] (30) [HTML] (0) [PDF 592.61 K] (14)
    摘要：
    理解“新质生产力”的关键在于理解“质”。作为思想交汇点的“质”连接标识理论创新特质的“新”与楬橥理论建构基础的“生产力”，创设出“新质生产力”这一科学范畴及其得以铺展的时空轨面。以唯物史观为理论视域，对“质”所蕴含的多重含义进行归纳概括，结合相关重要论述和科技创新情况，总结得出科学理解新质生产力的四重维度：“触碰”世界、观其“质”貌是新质生产力概念提出的存在论前提；认识世界、察其“质”性是新质生产力范畴生成的认识论根基；解释世界、循其“质”理是新质生产力理论建构的价值论根据；改造世界、达其“质”的是新质生产力观点应用的方法论原则。立足面向科学技术突破和制度机制探索的新质生产力理论，有利于以其科学性、创新性、系统性与现实性促使面向新业态、面向新发展、面向新未来的新发展格局加速形成，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迈向科技创新驱动主导的更深层次、更广领域和更高阶段。
    中国共产党劳模激励机制的历史嬗变、基本经验与实践向度
    谢佳婷
    2025,26(1):53-61, DOI: 10.13331/j.cnki.jhau(ss).2025.01.006
    [摘要] (23) [HTML] (0) [PDF 480.52 K] (16)
    摘要：
    百余年来，党的劳模激励机制历经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于救亡图存中初见雏形，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于百废待兴中深入拓展，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于改革创新中转型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于强国复兴中系统建构的演绎历程。在党的劳模激励机制的实践历程中形成了如下基本经验：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把好劳模激励机制的正确方向；尊重人民主体地位，筑牢劳模激励机制的价值基础；紧扣时代发展需求，增强劳模激励机制的复合效应。在新征程上，要继续因应时代需求推动党的劳模激励机制适应性变革，以促进劳模激励效能的动态提升，增强劳模激励导向的引领作用，系统夯实劳模激励的制度保障为实践路向，激发广大劳模在实现强国复兴伟业中竭力奉献。
    农村社会
    化“数字”为“数治”：数字素养与村民社会治理参与
    王小华，吴双虹
    2025,26(1):62-71, DOI: 10.13331/j.cnki.jhau(ss).2025.01.007
    [摘要] (19) [HTML] (0) [PDF 646.06 K] (17)
    摘要：
    数字变革新时代，以“数字”驱动“数治”，是推动基层治理能力纵深发展的关键之举，为实现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带来了新机遇。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22）数据，分析了数字素养对村民社会治理参与行为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数字素养显著促进了村民的社会治理参与行为；数字素养的助推效应主要通过提升村民社会资本、改善村民政治态度两种渠道来实现。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素养对不同特征村民的社会治理参与行为影响存在显著差异，针对女性、青年、受教育程度较高的群体，数字素养所带来的村民社会治理参与行为促进效应更明显。基于此，建议进一步加大数字乡村建设的实施力度、尽力弥合数字鸿沟、通过数字化转型驱动乡村治理升级、优化数字乡村治理的制度供给体系，以此推动乡村治理现代化的进程。
    组织化再造：重塑乡村文化网络的实践与机制——基于陕南荷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的考察
    蒋晓雨，郭占锋
    2025,26(1):72-81, DOI: 10.13331/j.cnki.jhau(ss).2025.01.008
    [摘要] (12) [HTML] (0) [PDF 539.59 K] (14)
    摘要：
    基于杜赞奇的“权力的文化网络”理论发现，组织是乡村文化网络的实践载体，组织化程度则是影响文化网络韧性的关键因素。因此，重塑乡村文化网络实质上是乡土社会组织化的过程。围绕组织权威、组织形态、实践机能与规则体系等衡量组织化程度的要素建立分析框架，剖析陕南荷村在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建设过程中重塑文化网络的成功案例。重塑文化网络的实现机理在于通过政治整合、社会参与、供需适配与规则互动等提高组织化程度，从而在村庄整体层面推动社会性关联和组织化动员。重塑乡村文化网络是一个渐进的发展过程，其背后体现了乡村文化振兴过程中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关系。
    公共管理
    包容型领导风格对基层公务员公共服务动机的影响——组织支持感和差错管理氛围的双路径作用
    陈弘，李文杰，王子成
    2025,26(1):82-90, DOI: 10.13331/j.cnki.jhau(ss).2025.01.009
    [摘要] (11) [HTML] (0) [PDF 554.45 K] (12)
    摘要：
    基于自我决定理论、组织支持理论以及认知评价理论，选取337份多时点调查的基层公务员数据，运用多元线性回归、Bootstrap等统计方法，探讨包容型领导风格对基层公务员公共服务动机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发现：包容型领导风格对基层公务员公共服务动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即基层领导干部的包容性越充分，其下属的公共服务动机越高。在作用机制方面，组织支持感和差错管理氛围在包容型领导风格与基层公务员公共服务动机的关系中发挥了部分中介效应。其中，组织支持感的中介效应相较于差错管理氛围更加充分。
    二轮延包的公平路径：信息公开与民主协商能否促进农户政策支持？
    安海燕1，张家源1，何金彪2*
    2025,26(1):91-102, DOI: 10.13331/j.cnki.jhau(ss).2025.01.010
    [摘要] (12) [HTML] (0) [PDF 698.80 K] (12)
    摘要：
    构建公平路径并提升农户对政策的支持度，是确保二轮延包工作顺利推进的核心。基于贵州省XF县、河南省PY县试点探索，并借鉴IAD框架，探讨通过信息公开与民主协商，搭建二轮延包过程公平的可行路径。研究发现：（1）信息公开与民主协商作为IAD框架中的相互作用部分，理论上可发挥过程公平作用；（2）二轮延包中，信息公开与民主协商体现在“政策宣传”与“方案制定”两环节。两试点地有着不同的设计模式，且河南省PY县的公平效用要强于贵州省XF县；（3）信息公开与民主协商能显著提升农户政策支持度，两者存在交互效应，且可通过农户公平感知影响农户政策支持度。各地应重视信息公开与民主协商，设计体现公平的延包实施方案、强化延包实施的过程公平、建立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动态公平管理机制。
    行政赋能如何促进土地细碎化治理？——基于“动态能力”理论的分析
    梁伟a, b
    2025,26(1):103-111, DOI: 10.13331/j.cnki.jhau(ss).2025.01.011
    [摘要] (15) [HTML] (0) [PDF 942.76 K] (12)
    摘要：
    基于动态能力理论，构建“调适-整合-行动”的集体治理能力分析框架，对江苏省盐城市亭湖区的土地连片经营实践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地方政府通过调整土地制度，为村社集体提供了政策机会与制度空间，村社集体通过组织学习获得政策知识并且统合治理目标，提升自身的调适能力；地方政府通过向村社集体供给治理资源，为村社集体奠定治理的物质基础，村社集体以此为基础整合多元治理主体，提升自身的整合能力；地方政府通过权限下放形成对村社集体的有效激励，村社集体通过集体动员推动公共意志生成，提升自身的行动能力。在集体治理能力提升的基础上，多元主体的土地细碎化治理合力形成，细碎土地整合与土地组织化流转得以实现。
    制造耦合：基层干部联村治理的实践逻辑
    夏可恒
    2025,26(1):112-120, DOI: 10.13331/j.cnki.jhau(ss).2025.01.012
    [摘要] (7) [HTML] (0) [PDF 580.61 K] (13)
    摘要：
    联村治理是我国基层政权运作的重要制度形式之一。基于浙江省Q市的“组团联村”治理实践的研究发现，基层干部在联村参与中的行动逻辑集中表现为“制造耦合”，通过推动治理中公共事务的差异化配适、组织权力的复合型运作以及关系样态的多样化构造，实现了基层行政体制与乡村社会的有效沟通衔接，强化了国家的基础性权力建设。“制造耦合”实践的展开与压力型体制中的组织责任连带关系建立、紧密型乡村治理情景变迁以及基层干部官僚性和乡土性角色混融等因素密切相关，其在塑造新型“乡-村”关系格局的同时，也产生了行政权力替代和村社发展依赖等意外后果。应明晰并强化基层干部治理实践过程中的权责边界和制度监管，推动联村治理的规范良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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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村生活形态的历史考察与展望
    朱梅, 应若平, 陈向科
    2010(1):25, DOI:
    [摘要] (4218) [HTML] (0) [PDF 358.85 K] (5989)
    摘要：
    在对农村生活形态的概念进行界定的基础上，循着农村生活形态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历史轨迹，将农村生活形态的演变过程分为三个大的历史时期：传统社会的农村生活形态、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时期的农村生活形态、现代社会的农村生活形态，并分析了不同历史时期农村生活形态的具体特征。城乡融合是社会发展的大趋势，中国特色的现代社会就是城乡统筹的社会，城乡统筹发展必然促进农村生活形态从同质性向和谐的异质性转变。
    新型职业农民持续经营意愿的影响因素及其层次结构——基于河南省调查数据的分析
    沈琼, 陈璐
    2019(4):34-41, DOI:
    [摘要] (498) [HTML] (0) [PDF 246.32 K] (5795)
    摘要：
    基于河南省585份新型职业农民问卷调查数据，运用Logit模型分析新型职业农民持续经营意愿的影响因素，并利用ISM模型解析各影响因素间的关系和层级结构，结果表明：新型职业农民受教育程度、职业兴趣、职业信心、职业韧性、风险态度、代际传递意愿、技术获取、政府支持、社会保障以及市场预期10个因素对其持续经营意愿有显著影响。其中，职业韧性和代际传递意愿是表层直接因素，风险态度、职业信心、技术获取和社会保障是中层间接因素，职业兴趣、市场预期、政府支持和受教育程度是深层根源因素。
    日本、韩国及我国台湾地区农业现代化与湖南之比较研究
    曾福生
    2020(2):1-7, DOI:
    [摘要] (679) [HTML] (0) [PDF 127.39 K] (5569)
    摘要：
    基于现阶段湖南省农业现代化建设面临的问题导向，通过赴日本、韩国及我国台湾地区调研考察，围绕小农户与现代农业衔接、农业机械化、农业品牌化、农业绿色发展、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农业支持政策等六个方面分别论述日本、韩国及我国台湾地区农业现代化的具体发展模式，并就湖南省农业现代化实践优势和差距进行比较。结合湖南省发展实际，提出了湖南省加速推进农业现代化的战略取向：实现小农户与现代农业紧密衔接，推进农民组织化；精准制机、适机、用机、购机，实现农业机械化；实现精细农业高质量发展，推动农业品牌化；加快农业生产方式转型升级，引领农业绿色化；做优做强农产品精深加工，助推产业融合化；加大政府支持力度，促进服务社会化。
    “农业人才培养与农民教育”笔谈
    周清明、刘纯阳、夏金星、吴易雄
    2012(4):1-15, DOI:
    [摘要] (1338) [HTML] (0) [PDF 160.48 K] (5562)
    摘要：
    2012年，中共中央1号文件聚焦农业科技进步及农业农村人才培养。基于此，本刊特邀周清明等专家教授开展“农业人才培养与农民教育”笔谈。周清明教授基于湖南农大的实践，认为现代农业人才培养之道在于：更新教育观念，理清办学思路；深化教学改革，创新培养模式；加强教学建设，夯实培养基础；健全评价机制，保障教学质量。刘纯阳教授认为，国情决定了我国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依然必须大力发展农民教育，而农民自身的发展转型则要求人们对传统体制下的农民教育模式和理念进行重新审视。面向未来的农民教育不仅要充分考虑我国社会经济转型这个大的时代背景，而且要结合高等教育大众化这一新的趋势进行调整，必须以均衡发展的理念来推进面向未来的农民教育。夏金星教授认为，农村人力资源匮乏正成为“三农”发展的瓶颈，农业教育资源正在加速流失，农业发展暗藏危机，“三化”同步推进亟需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吴易雄博士认为，湖南农业人才培养与农业科技创新事业取得了长足进步，但如果从整体上、发展潜力上和应用层面上分析，湖南农业科技创新与农业人才培养仍存在较突出的瓶颈制约，应从农业科技创新机制、重点、环境和农技推广体系建设、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农业科技人才培养等方面进行改善和强化。
    宅基地“三权分置”的实施瓶颈与规范路径——基于杭州宅基地制度改革实践
    胡大伟
    2020(1):49-55, DOI:
    [摘要] (541) [HTML] (0) [PDF 285.35 K] (5443)
    摘要：
    杭州积极推进闲置宅基地盘活利用的创新实践，开展了宅基地制度改革的“联众模式”“淳安实验”和临安天目山试点。基于杭州宅基地制度改革实践的观察发现，宅基地“三权分置”面临着实践需求与政策供给的不匹配，宅基地所有权难以显化、宅基地资格权的认定及规范保护比较模糊、宅基地使用权规范流转和盘活的市场机制及法治保障不足等困境。深入推进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促进闲置宅基地的盘活利用，应该坚持城乡融合、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视角，提高乡村治理能力，充分发挥村集体在宅基地开发利用中的主导作用，保障宅基地集体所有权的有效落实；科学界定农村宅基地“三权”之间的权责关系，显化宅基地农户资格权，建构完善的确权赋能机制；完善政策扶持、平台搭建和空间管制等政府资源配置机制，保障宅基地使用权的适度放活；推进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与相关领域改革的协同融合，完善宅基地用益物权保障机制。
    宗教信仰对农村居民阶层认同的影响效应——基于CGSS2015调查数据
    王若男, 阮荣平, 韩旭东, 郑风田
    2020(1):35-43, DOI:
    [摘要] (682) [HTML] (0) [PDF 479.59 K] (5384)
    摘要：
    基于CGSS2015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了宗教信仰对农村居民阶层认同的影响。结果表明：宗教信仰对农村居民阶层认同有显著正向影响。相较无宗教信仰的农村居民，有宗教信仰的农村居民自我认同的阶层地位更高。具体而言，宗教信仰通过参与效应、品位效应和慰藉效应对农村居民阶层认同产生影响。宗教活动参与对农村居民阶层认同存在显著正向影响，且参与频次越高，受到的正向影响越强；不同宗教信仰类型对农村居民阶层认同均产生正向影响，但影响程度不同，仅有回教对阶层认同产生显著正向影响；相较家庭经济状况较好的农村居民，宗教信仰对家庭经济状况较差的农村居民阶层认同影响更大。
    农户秸秆资源化利用行为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张珺, 石欣
    2020(1):17-24, DOI:
    [摘要] (723) [HTML] (0) [PDF 242.52 K] (5333)
    摘要：
    基于计划行为理论，构建了农户秸秆资源化利用意愿及行为理论模型，以湖南省4个市（州）331份农户微观调查数据，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实证分析了农户秸秆资源化利用行为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行为态度、主观规范、知觉行为控制均对农户秸秆资源化利用意愿有较为显著的正向影响，农户秸秆资源化利用意愿对利用行为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农户对秸秆资源化利用行为的感知（提高自身技能的认知）会正向作用于其对秸秆资源化利用的认知和评价，进而影响农户秸秆资源化化利用的意愿。乡邻、村委会和村干部支持是影响农户主观判断的重要因素，秸秆资源化利用配套设施是农户知觉行为的关键因素，主动宣传秸秆资源化利用是农户利用行为的最终结果。
    中国豆粕期货市场价格发现功能及动态演变——基于动态Granger因果检验的经验分析
    戴鹏, 汤晓怡, 曾文娟
    2019(4):10-16, DOI:
    [摘要] (785) [HTML] (0) [PDF 442.03 K] (5292)
    摘要：
    利用2009年8月—2017年5月的豆粕期现货市场价格数据，以Toda 和Yamamoto的Granger因果检验方法为基础，结合滚动窗口回归法对豆粕期货价格和现货价格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动态Granger因果检验。研究表明：中国豆粕期现货市场价格之间保持长期稳定均衡关系的同时，期货市场对现货市场具有显著的单向价格发现功能，且随时间推移，价格发现功能在不断增强，是现货价格波动的主要影响因素。这一结果不随滞后期以及样本选择而改变，具有很强的稳健性。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职务犯罪案件中的适用风险及其应对
    唐玲
    2020(2):41-48, DOI:
    [摘要] (864) [HTML] (0) [PDF 108.22 K] (5268)
    摘要：
    职务犯罪案件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实质在于从传统的“法律报应”走向“法律激励”，具备法规范意义上的积极价值。探索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职务犯罪案件中的适用时，需考量其是否带来刑法体系功能紊乱及罪行关系结构失偏的潜在风险。因此，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职务犯罪案件的适用时需要坚守罪刑相适应原则与法益保护原则，并从实体规定、权利保障以及权力监督等方面着手，化解现阶段适用该制度所带来的风险，为刑法正当规制职务犯罪案件提供规范性框架和制度保障。
    股权激励和内部控制对上市公司融资约束的影响——基于2009—2018年战略性新兴产业数据
    黄生权，唐小敏
    2020(2):65-72, DOI:
    [摘要] (627) [HTML] (0) [PDF 256.88 K] (5268)
    摘要：
    基于2009—2018年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数据，分析了股权激励和内部控制对上市公司融资约束的影响，结果表明：股权激励对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公司的融资约束有显著负向影响；高质量的内部控制有助于缓解融资约束，同时高质量的内部控制可以强化股权激励对融资约束的缓解作用；另外，代理成本在股权激励与融资约束之间具有中介作用。
    收入、社会资本对农民阶层自我定位的影响
    蔡文聪，杨海钰，李星光，霍学喜
    2020(2):27-34, DOI:
    [摘要] (534) [HTML] (0) [PDF 297.02 K] (5226)
    摘要：
    基于陕西、甘肃、山东、云南四省826户苹果户的调研数据，利用无条件分位数回归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了收入、社会资本对农民阶层自我定位的影响。结果表明：有45.89%的农民阶层自我定位为“上层”和“中上层”，44.07%的农民定位为“中层”，10.05%的农民定位为“中下层”和“下层”，呈“上头大，下头小”的保龄球状，高位认同占主导特征；收入对农民阶层自我定位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且收入对阶层自我定位的系数从0.10分位点上的0.386逐步减小至0.75分位点的0.157，边际作用逐渐下降，存在“餍足效应”；社会资本及其三个维度均对阶层自我定位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收入在社会资本促进阶层自我定位中发挥中介作用，其中收入在社会网络与阶层自我定位之间的中介效应最大，为15.47%。
    财政分权对农业要素流动及其结构变迁的影响——基于1994—2017年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刘锦怡，刘纯阳
    2020(2):8-19, DOI:
    [摘要] (547) [HTML] (0) [PDF 575.53 K] (5211)
    摘要：
    从制度变迁视角阐述了财政分权体制改革对农业要素流动及其结构变迁的影响，并利用1994—2017年省际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分税制改革以来，中国农业的劳动力和土地要素占比呈现下降趋势，农业资本深化程度不断提高。从区域差异来看，东部农业资本要素相对丰裕，中、西部农业劳动力和土地要素相对丰裕，但资本积累正在不断加快。财政分权对中国农业资本深化具有深刻的制度影响，一方面财政分权通过促进支农支出和工业化推动农业资本积累，另一方面财政分权通过促进工业化和城镇化抑制农业劳动力、土地要素积累，从而驱使农业经济增长路径呈现节约土地和劳动力的资本深化趋势；随着财政分权体制改革的推进，上述影响效应不断增强，且对中、西部地区的影响作用强于东部地区。
    中国农业上市公司资本结构微观影响因素分析
    马巾英1, 李明贤2
    2011(3):29-34, DOI:
    [摘要] (2111) [HTML] (0) [PDF 296.36 K] (5208)
    摘要：
    上市公司的资本结构对公司的发展起着很重要的作用，而影响企业资本结构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基于中国45家农业上市公司2007—2009年的面板数据，建立回归模型，对影响资本结构的微观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中国农业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偿债能力以及现金流量与资产负债率负相关，企业规模、非债务税盾与资产负债率正相关，而成长能力与资产负债率的相关性不显著。
    水稻生产效益盈亏平衡分析与农户期望——基于湖南省210家农户的调查数据
    蒋元
    2012(1):20-26, DOI:
    [摘要] (956) [HTML] (0) [PDF 296.89 K] (5200)
    摘要：
    基于2008―2010年湖南洞庭湖区、洞庭湖边沿地区、丘陵区和山区10个样点县(市、区)200个典型农户(散户)和10个种植大户的水稻生产调查数据，分析了散户和专业大户水稻生产成本构成和产量产值效益、水稻生产效益的盈亏平衡点。结果表明，散户每季平均单产为6 951.3 kg/hm2；产值为12 863.78元/hm2；成本为10 249.6元/hm2；盈利为2 613.15元/hm2，享受种田补贴后，盈利水平提高；户平种植水稻收益为2 266.00元，山区最低，平原区最高。专业户每季平均单产为7 169.3 kg/hm2；产值为14 202.99元/hm2；成本为12 429.8元/hm2；盈利为1 773.24元/hm2。这说明湖南水稻生产成本高、盈利水平低、内在风险大。农户最低期望盈利年平2.0～2.8万元/户，需要耕地规模3.4～5.3 hm2，需要实行土地流转才可实现。种植大户最低期望盈利3 000元/hm2，实现这一目标需提高单产623.5 kg/hm2，或给予种田补贴1 234.6元/hm2。
    房价上涨对工业产出影响的门限效应及区域差异
    刘建江，张瑞梅，李诗
    2020(2):57-64, DOI:
    [摘要] (547) [HTML] (0) [PDF 294.48 K] (5085)
    摘要：
    房地产业和工业产业具有很强的关联性，房价持续上涨对工业产出的负面影响主要表现为推高用工成本、挤占资金、引发投机等三个方面，且这种影响在不同的工业化水平下存在门限效应和区域差异。基于2003—2017年31个省（市）面板数据，运用系统GMM模型进行验证，结果显示：房价上涨对工业产出已由前期的拉动作用为主转化为抑制作用为主；分区域看，中部地区受自身工业发展水平及宏观环境等因素影响，房价上涨对工业产出影响较显著，东部地区次之，西部因房价较低影响不显著；在不同的工业化水平下，房价上涨对工业产出影响存在门限值。
    农户测土配方施肥技术采纳意愿的影响因素及路径
    王晓飞
    2020(1):1-7, DOI:
    [摘要] (355) [HTML] (0) [PDF 267.71 K] (5027)
    摘要：
    以技术接受理论为基础，分析感知易用性、感知有用性、社群影响、便利条件和农户特征对农户测土配方施肥技术采纳意愿的影响及路径，并以此构建结构方程模型，利用湖南、黑龙江、吉林三个水稻主产区的农户调查数据，实证检验各因素对农户测土配方施肥技术采纳意愿的影响，结果表明：农户特征、感知有用性对农户技术采纳意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感知易用性对感知有用性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社群影响可以直接影响农户的感知有用性，也可以通过影响感知易用性而间接影响感知有用性，进而影响农户的技术采纳意愿；便利条件通过影响感知易用性而间接影响农户技术采纳意愿。因此，通过社群影响和便利条件直接或间接影响农户对技术易用性和有用性的心理感知，进而通过感知有用性提高农户技术采纳意愿是行之有效的路径。
    双向代际支持对农村老年人身心健康的影响——基于山东省的调查数据
    刘昊, 李强, 薛兴利
    2019(4):49-56, DOI:
    [摘要] (827) [HTML] (0) [PDF 189.53 K] (4908)
    摘要：
    基于山东省891位农村老年人的调查数据，分析了双向代际支持对农村老年人身心健康的影响，结果表明：不同方向与不同方式的代际支持对农村老年人身心健康产生了不同影响。子代情感支持、亲代情感支持以及亲代照料支持会显著提高农村老年人自评健康，但子代经济支持会降低老年人自评健康；亲代经济支持、子代情感支持和照料支持能有效遏制其日常活动能力的退化；子代经济支持、亲代照料支持会增加其抑郁程度，但子代情感支持、亲代情感支持以及子代照料支持会显著改善其心理健康。
    高职院校涉农专业学生务农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基于计划行为理论视角
    殷志扬
    2019(4):63-69, DOI:
    [摘要] (587) [HTML] (0) [PDF 307.49 K] (4859)
    摘要：
    基于计划行为理论和3所国家优质高职院校14个涉农专业322名应届毕业生的调查数据，利用结构方程模型对影响高职院校涉农专业学生务农意愿的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高职院校涉农专业毕业生务农态度、主观规范以及感知行为控制对其务农意愿均有显著影响；务农态度上，学生更关心在农业领域工作对自己以及今后的家庭会有哪些收益和风险，并根据感知到的收益和风险进行最终的权衡；主观规范上，学生更多地是参考家人的意见、已经在农业领域就业的学长的意见以及和自己比较熟悉的专业教师的建议；感知行为控制上，影响最大的是对务农后的生活预期、在校期间积累的农业实践经验以及获得较高收入所需要积累的时间。
    农村教育上移：形成、惯性与反思——以廖原县为例
    王丹, 潘璐
    2019(5):38-44, DOI:
    [摘要] (728) [HTML] (0) [PDF 207.70 K] (4850)
    摘要：
    基于廖原县近二十年的教育改革分析发现，在农村教育上移趋势的形成与发展初期，地方政府发挥了主要的推动作用。在“以教育改革带动城区经济繁荣”的政府发展逻辑主导下，城乡教育资源差距巨大的格局形成，农村学生享受在地化教育的需求难以满足，被动进城求学。2012年后，农村家长的教育需求逐渐发生转变，其“上好学”的教育期待以及诸多追逐优质教育资源的行为，在客观上与地方政府推动城镇化的目标达成一致，共同推动着当前阶段的农村教育持续上移。要突破这种结构惯性，需要采取有效措施将农村教育的发展重点从“促公平”转到“提质量”，推动实现质量维度上的城乡教育均衡。
    产权改革、社会资本与小型农田水利设施管护效果——基于交易费用的中介效应分析
    龙子泉, 张媛媛, 周玉琴, 范如国
    2019(4):1-9, DOI:
    [摘要] (475) [HTML] (0) [PDF 240.58 K] (4530)
    摘要：
    基于湖北省379份农户问卷调研数据，从产权改革、社会资本两个维度选取12个观测指标，并以交易费用为中介变量，利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小型农田水利设施管护效果的影响因素及其影响路径。结果表明：产权改革、社会资本以及交易费用是影响小型农田水利设施管护效果的重要因素。小型农田水利设施产权改革越彻底，网络、规范、信任等社会资本越高，设施管护效果越好；产权改革及社会资本还可以通过降低交易费用提升小型农田水利设施的管护效果。以农户用水需求及工程盈利能力为调节变量进行多群组分析的结果进一步显示，用水需求高的农户，随着社会资本的提高，设施管护效果要显著好于用水需求低的群体；相较于低盈利能力小型农田水利设施，高盈利能力小型农田水利设施的管护效果受产权改革的影响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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