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厦门、天津和深圳等10个城市的1 021份农民工问卷调查数据分析表明，农民工的企业民主参与水平较低，在个体层面和集体层面“实际参加”占比分别只有13.4%和7.7%。进一步运用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农民工企业民主参与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年龄、受教育程度以及务工企业的规模、岗位类别、单位工龄和劳动合同签订情况影响显著。年龄较小或者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农民工，参与企业民主管理的机会受到限制。在中等规模的企业内务工、从事生产和服务类岗位、单位工龄较短或者没有签订劳动合同的农民工，企业民主参与的程度相对较低。来源地、性别、企业所有制、行业类别和工作更换次数等变量影响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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