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第2期文章目次
2012(2):1-15.
摘要:
农村农业信息化是统筹城乡发展，加快推进新农村和现代农业建设的重大战略任务。基于此，本刊特邀李道亮等国内知名专家教授开展“农村农业信息化建设”笔谈。李道亮认为，中国农村信息化是一项系统工程，必须以农民受益为中心，按照整合资源、共建共享等原则，重点抓好多维度的组织管理体系、省级农村信息服务综合平台、“互联互通”的信息通道、农村基层信息服务站、可持续运营长效机制和重大专项及示范工程建设等六大任务。廖桂平针对中国农村农业信息化存在的城乡“数字鸿沟”、资源缺乏整合、优质信息匮乏，信息服务滞后，提出要全局联动，整合资源，建立“两端两网”服务模式；更新观念，创新机制，建立“政府主导、多元参与”的建设体制；需求为本，供需对接，深化三农信息和培训服务内涵；统筹规划，“三位一体”，健全农村农业信息服务体系。朱方长认为农村信息化已使农业科技服务在组织结构、参与主体、服务内容、服务方式等方面出现了一系列新的变化，虽然农业科技服务信息化已取得一定成就，但在长效机制、专家团队、网络发展、共建共享、农户能力等方面仍面临诸多发展瓶颈的约束。因此，未来农业科技服务的信息化应注重资源共享、协调发展，壮大服务队伍，实现公益性与经营性相结合，注重综合性与专业性服务融合。贺和初在分析湖南农村农业信息化建设的基础与优势基础上认为，湖南农村农业信息化示范省建设的战略重点应是打造综合服务平台，形成“一体两翼”的服务格局；建设好基层信息服务站点，构建扁平化的服务网络体系；通过有线网和无线网相结合的方式建设好农村信息服务通道。
农村农业信息化是统筹城乡发展，加快推进新农村和现代农业建设的重大战略任务。基于此，本刊特邀李道亮等国内知名专家教授开展“农村农业信息化建设”笔谈。李道亮认为，中国农村信息化是一项系统工程，必须以农民受益为中心，按照整合资源、共建共享等原则，重点抓好多维度的组织管理体系、省级农村信息服务综合平台、“互联互通”的信息通道、农村基层信息服务站、可持续运营长效机制和重大专项及示范工程建设等六大任务。廖桂平针对中国农村农业信息化存在的城乡“数字鸿沟”、资源缺乏整合、优质信息匮乏，信息服务滞后，提出要全局联动，整合资源，建立“两端两网”服务模式；更新观念，创新机制，建立“政府主导、多元参与”的建设体制；需求为本，供需对接，深化三农信息和培训服务内涵；统筹规划，“三位一体”，健全农村农业信息服务体系。朱方长认为农村信息化已使农业科技服务在组织结构、参与主体、服务内容、服务方式等方面出现了一系列新的变化，虽然农业科技服务信息化已取得一定成就，但在长效机制、专家团队、网络发展、共建共享、农户能力等方面仍面临诸多发展瓶颈的约束。因此，未来农业科技服务的信息化应注重资源共享、协调发展，壮大服务队伍，实现公益性与经营性相结合，注重综合性与专业性服务融合。贺和初在分析湖南农村农业信息化建设的基础与优势基础上认为，湖南农村农业信息化示范省建设的战略重点应是打造综合服务平台，形成“一体两翼”的服务格局；建设好基层信息服务站点，构建扁平化的服务网络体系；通过有线网和无线网相结合的方式建设好农村信息服务通道。
2012(2):16-22.
摘要:
基于中国1983—2009年的数据，利用协整和向量误差修正模型，系统地分析了市场化体制改革背景下农村劳动力流动推力、拉力因素的变化及其对劳动力流动的冲击。结果表明，市场化改革、城乡收入差距、农村劳动力负担状况与农村劳动力流动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从短期来看，农村劳动力流动自身冲击的波动幅度最大，城乡收入差距的冲击影响存在时滞，市场化改革的冲击持续为正，农村劳动力负担状况的冲击快但波动幅度较小。这说明在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劳动力流动制度性障碍未深入改革之前，以市场机制主导的非国有部门和非正规部门是农村劳动力迁移的蓄水池，发展和壮大此类部门，鼓励其进入部分垄断行业等市场化制度安排是促进农村劳动力流动的重要手段；同时，政府应从统筹城乡的角度，提高农业补贴和加大农村耐用消费品的补贴力度。
基于中国1983—2009年的数据，利用协整和向量误差修正模型，系统地分析了市场化体制改革背景下农村劳动力流动推力、拉力因素的变化及其对劳动力流动的冲击。结果表明，市场化改革、城乡收入差距、农村劳动力负担状况与农村劳动力流动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从短期来看，农村劳动力流动自身冲击的波动幅度最大，城乡收入差距的冲击影响存在时滞，市场化改革的冲击持续为正，农村劳动力负担状况的冲击快但波动幅度较小。这说明在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劳动力流动制度性障碍未深入改革之前，以市场机制主导的非国有部门和非正规部门是农村劳动力迁移的蓄水池，发展和壮大此类部门，鼓励其进入部分垄断行业等市场化制度安排是促进农村劳动力流动的重要手段；同时，政府应从统筹城乡的角度，提高农业补贴和加大农村耐用消费品的补贴力度。
2012(2):23-26.
摘要:
政府期待农村新型金融组织服务“三农”、改善社会整体福利，而农村新型金融组织有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商业性目标，新型金融组织必须在政策性目标和商业性目标的“双重目标”下行动，这使得其在客户定位、业务经营、风险控制等方面似乎有点无所适从，导致“目标偏移”，在追求自身经济利益时排斥贫困农户的金融需求。但已有理论和实践表明，农村新型金融组织双重目标是共存的，也是相容的。要在双重目标下促进农村新型金融组织可持续发展，需要农村新型金融组织立足“三农”，改善自身管理，优化服务，提高经营绩效；同时，需要政府加大扶持力度，加强金融监管，帮助农村新型金融组织改善业务经营，控制金融风险。
政府期待农村新型金融组织服务“三农”、改善社会整体福利，而农村新型金融组织有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商业性目标，新型金融组织必须在政策性目标和商业性目标的“双重目标”下行动，这使得其在客户定位、业务经营、风险控制等方面似乎有点无所适从，导致“目标偏移”，在追求自身经济利益时排斥贫困农户的金融需求。但已有理论和实践表明，农村新型金融组织双重目标是共存的，也是相容的。要在双重目标下促进农村新型金融组织可持续发展，需要农村新型金融组织立足“三农”，改善自身管理，优化服务，提高经营绩效；同时，需要政府加大扶持力度，加强金融监管，帮助农村新型金融组织改善业务经营，控制金融风险。
2012(2):27-31.
摘要:
产业和污染排放行业梯度转移使农村出现严峻的环境问题。无论是从环境资产属性及其区域性公共产品特性视角，还是从农村居民要素剩余索取权和请求权视阈，农村居民都是农村环境保护的重要主体。当前农村居民不仅环保参与度和环保参与层次低，而且面对复杂的环境污染案件，环境维权能力弱，相对于排污者和城市居民处于双重弱势地位。要促进农村居民参与环境保护，应搞好环境信息披露制度建设，加强环保立法与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公众参与，推进政府治理方式转变，赋予公民环境自主权，大力推行“征补共治”，稳步推进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强化农村居民的社区角色。
产业和污染排放行业梯度转移使农村出现严峻的环境问题。无论是从环境资产属性及其区域性公共产品特性视角，还是从农村居民要素剩余索取权和请求权视阈，农村居民都是农村环境保护的重要主体。当前农村居民不仅环保参与度和环保参与层次低，而且面对复杂的环境污染案件，环境维权能力弱，相对于排污者和城市居民处于双重弱势地位。要促进农村居民参与环境保护，应搞好环境信息披露制度建设，加强环保立法与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公众参与，推进政府治理方式转变，赋予公民环境自主权，大力推行“征补共治”，稳步推进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强化农村居民的社区角色。
2012(2):32-34.
摘要:
“十二五”时期，中国农业信息化正面临经济快速协调发展、城乡一体化、发展现代农业、新一代信息技术革命等有利机遇，但同时也面临社会认识不到位、农业信息技术产业发展缓慢、农业信息化扶持政策不配套、体制和机制不适应等因素的制约。中国农业信息化的发展趋势是：农业信息化由政府推动向需求拉动转变，农业信息服务向扁平化方向发展，农业信息化由单项技术应用向综合技术集成应用转变。
“十二五”时期，中国农业信息化正面临经济快速协调发展、城乡一体化、发展现代农业、新一代信息技术革命等有利机遇，但同时也面临社会认识不到位、农业信息技术产业发展缓慢、农业信息化扶持政策不配套、体制和机制不适应等因素的制约。中国农业信息化的发展趋势是：农业信息化由政府推动向需求拉动转变，农业信息服务向扁平化方向发展，农业信息化由单项技术应用向综合技术集成应用转变。
2012(2):35-41.
摘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民的职业结构已由单一的传统农业生产转变为由传统农业、乡村管理、外出打工、非农产业构成的多元职业结构。相应的传统农民群体、乡村管理群体、打工群体、非农经营群体在物质消费方式、休闲方式、交往方式等方面虽存在程度不同的浅层和局部差异，但在整体上并未发生深刻变化。而且，大多数职业农民认可劳动收入和生活方式存在的差异，除打工群体外，没有改变现状的强烈要求。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民的职业结构已由单一的传统农业生产转变为由传统农业、乡村管理、外出打工、非农产业构成的多元职业结构。相应的传统农民群体、乡村管理群体、打工群体、非农经营群体在物质消费方式、休闲方式、交往方式等方面虽存在程度不同的浅层和局部差异，但在整体上并未发生深刻变化。而且，大多数职业农民认可劳动收入和生活方式存在的差异，除打工群体外，没有改变现状的强烈要求。
2012(2):42-48.
摘要:
基于北京和珠三角地区967份调查问卷数据，对新生代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中企业的服务供给进行分析。结果显示：企业文化硬件设施总体匮乏，文化活动频率低，制度建设滞后，新生代农民工参与度不高。作为新生代农民工精神文化活动的价值引导者、设施提供者、组织者和制度规范制定者，企业应通过加强文化基础设施建设，改变“运动式”的文化活动组织模式，提供人性化管理和制度保障，实现从“理性囚笼”向“生活世界”的场域转型，为精神文化活动提供更多自由空间，从而实现新生代农民工注重自我和企业提高生产效率的双重诉求。
基于北京和珠三角地区967份调查问卷数据，对新生代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中企业的服务供给进行分析。结果显示：企业文化硬件设施总体匮乏，文化活动频率低，制度建设滞后，新生代农民工参与度不高。作为新生代农民工精神文化活动的价值引导者、设施提供者、组织者和制度规范制定者，企业应通过加强文化基础设施建设，改变“运动式”的文化活动组织模式，提供人性化管理和制度保障，实现从“理性囚笼”向“生活世界”的场域转型，为精神文化活动提供更多自由空间，从而实现新生代农民工注重自我和企业提高生产效率的双重诉求。
2012(2):49-53.
摘要:
对广东揭阳R安置区140个失地农户的调查研究表明：当前失地农民权益保障的满意度较低，就业现状、被征地意愿、政府征地方式、是否实行听证制度、对补偿标准的看法、补偿分配是否公平、是否提供就业扶持、是否提供养老保障、是否提供医疗保障等变量对失地农民权益保障满意度等具有显著影响。其中，被征地意愿和对补偿标准的看法最显著。是否签订合同、是否提供生活补助对失地农民权益保障满意度显著性不强。为提高失地农民权益保障满意度，政府应充分尊重农民的被征地意愿，提高征地补偿标准，规范补偿分配行为，加大就业扶持力度，开展养老和医疗保障工作。
对广东揭阳R安置区140个失地农户的调查研究表明：当前失地农民权益保障的满意度较低，就业现状、被征地意愿、政府征地方式、是否实行听证制度、对补偿标准的看法、补偿分配是否公平、是否提供就业扶持、是否提供养老保障、是否提供医疗保障等变量对失地农民权益保障满意度等具有显著影响。其中，被征地意愿和对补偿标准的看法最显著。是否签订合同、是否提供生活补助对失地农民权益保障满意度显著性不强。为提高失地农民权益保障满意度，政府应充分尊重农民的被征地意愿，提高征地补偿标准，规范补偿分配行为，加大就业扶持力度，开展养老和医疗保障工作。
2012(2):54-60.
摘要:
乡规民约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组成部分，长期以来，在教化乡民，协调、化解民间纠纷，弥补国家法律不足，维护基层社会秩序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同时，乡规民约在制定程序、条款内容及执行上存在缺陷，与国家法律存在一定冲突，不利于国家法律在乡村的实施。在法治化背景下，应对乡规民约进行整合、引导与制约，促进乡规民约在国家法律框架内的自我完善，实现乡规民约与国家法律的协调。
乡规民约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组成部分，长期以来，在教化乡民，协调、化解民间纠纷，弥补国家法律不足，维护基层社会秩序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同时，乡规民约在制定程序、条款内容及执行上存在缺陷，与国家法律存在一定冲突，不利于国家法律在乡村的实施。在法治化背景下，应对乡规民约进行整合、引导与制约，促进乡规民约在国家法律框架内的自我完善，实现乡规民约与国家法律的协调。
2012(2):61-66.
摘要:
目前中国刑法对缓刑的定位并未充分反映其法律属性，从应然的角度出发，确有必要将缓刑设立为刑种。无论是否将缓刑设立为刑种，都不会对累犯的成立与否产生影响。中国的定罪模式与国情不同于国外，国外对轻罪广泛适用缓刑的做法对中国的借鉴意义在于中国需要改变以往对违反治安管理等一般违法行为的反应方式，主要应当考虑对一般违法行为处罚的轻缓化、非监禁化，而不是一味强调对轻罪处罚的轻缓化、非监禁化、大幅度提高缓刑适用率。不过，中国可以借鉴国外经验，考虑在刑事诉讼法中增设缓予起诉制度，在非刑罚处理方法中增设刑罚的暂缓宣告制度，以充分发挥刑法的威慑力。
目前中国刑法对缓刑的定位并未充分反映其法律属性，从应然的角度出发，确有必要将缓刑设立为刑种。无论是否将缓刑设立为刑种，都不会对累犯的成立与否产生影响。中国的定罪模式与国情不同于国外，国外对轻罪广泛适用缓刑的做法对中国的借鉴意义在于中国需要改变以往对违反治安管理等一般违法行为的反应方式，主要应当考虑对一般违法行为处罚的轻缓化、非监禁化，而不是一味强调对轻罪处罚的轻缓化、非监禁化、大幅度提高缓刑适用率。不过，中国可以借鉴国外经验，考虑在刑事诉讼法中增设缓予起诉制度，在非刑罚处理方法中增设刑罚的暂缓宣告制度，以充分发挥刑法的威慑力。
2012(2):67-71.
摘要:
信托是委托人基于对受托人的信赖而将信托财产转移给受托人，由受托人为受益人的利益而持有、管理、处分该财产的一种财产管理制度。由于中国财产权制度沿袭大陆法系单一所有权的理念，加之相关制度设计不健全，信托财产权归属处于不明状态，淡化了信托财产作为物权制度的属性，损害了信托财产的破产隔离功能，扰乱了信托法律体系内部设置。为促进中国信托业健康发展，促使信托目的的有效实现，有必要在信托概念上体现信托当事人的财产关系，同时引入源于英美法系的信托财产所有权之精神，即双重所有权，以有效保护信托关系人的正当利益。
信托是委托人基于对受托人的信赖而将信托财产转移给受托人，由受托人为受益人的利益而持有、管理、处分该财产的一种财产管理制度。由于中国财产权制度沿袭大陆法系单一所有权的理念，加之相关制度设计不健全，信托财产权归属处于不明状态，淡化了信托财产作为物权制度的属性，损害了信托财产的破产隔离功能，扰乱了信托法律体系内部设置。为促进中国信托业健康发展，促使信托目的的有效实现，有必要在信托概念上体现信托当事人的财产关系，同时引入源于英美法系的信托财产所有权之精神，即双重所有权，以有效保护信托关系人的正当利益。
2012(2):72-78.
摘要:
以Laufer & Hulstijn的“投入量假设”为理论基础，采用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研究方法，考察不同投入量的任务对英语词汇知识附带习得的成效，结果表明：阅读任务促成了较高的词汇习得和保持效果；投入量相同的任务的即时词记忆效果存在显著差异；任务完成时间能够影响目标词的习得效果：高投入量的写作任务耗时较高，优势被其投入的时间所抵消，而填空任务是“低投入高回报”经济高效的任务。
以Laufer & Hulstijn的“投入量假设”为理论基础，采用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研究方法，考察不同投入量的任务对英语词汇知识附带习得的成效，结果表明：阅读任务促成了较高的词汇习得和保持效果；投入量相同的任务的即时词记忆效果存在显著差异；任务完成时间能够影响目标词的习得效果：高投入量的写作任务耗时较高，优势被其投入的时间所抵消，而填空任务是“低投入高回报”经济高效的任务。
2012(2):79-82.
摘要:
采用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的研究方法，基于197家企业的调查表明：企业虽然对高职英语专业的毕业生需求较少，但对高职毕业生专业+英语复合型人才需求日增；需要高职毕业生熟练处理各种涉外情境；在工作过程中具备一定的英语听说读写等交际和业务能力。基于此，高职院校应大力深化英语教学改革，明确基于岗位的英语能力培养思路，构建和完善高职英语课程体系，力求教学内容与毕业生职业及社会需求相衔接，注重在英语教学中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
采用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的研究方法，基于197家企业的调查表明：企业虽然对高职英语专业的毕业生需求较少，但对高职毕业生专业+英语复合型人才需求日增；需要高职毕业生熟练处理各种涉外情境；在工作过程中具备一定的英语听说读写等交际和业务能力。基于此，高职院校应大力深化英语教学改革，明确基于岗位的英语能力培养思路，构建和完善高职英语课程体系，力求教学内容与毕业生职业及社会需求相衔接，注重在英语教学中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
2012(2):83-87.
摘要:
据《周书》、《隋书》、《旧唐书》等记载，“诃梨勒”是波斯国的重要物产。二者的联系，又缘“三勒浆”的制作而得以加强。佛教掌故多有“诃梨勒”的内容，宋人苏轼等皆曾在文学作品中引用，《尊者薄拘罗经》就是它们的原始出处。出产此物的“越底延国”记载和该植物的生态状况，同时成为其“故乡”在古印度的证据。即使中世纪早期的《金匮要略》、《肘后备急方》皆有“托名”的情况，由于晋人嵇含的涉略，十六国前中国人即已有“诃梨勒”的药用记载。入唐以后，《备急千金要方》、大量抄录《广济方》相关文字的《外台秘要方》，以及宋、元代数量庞大的诸养生、治疗著述，都有关于“诃梨勒”药用的相关文字记载。
据《周书》、《隋书》、《旧唐书》等记载，“诃梨勒”是波斯国的重要物产。二者的联系，又缘“三勒浆”的制作而得以加强。佛教掌故多有“诃梨勒”的内容，宋人苏轼等皆曾在文学作品中引用，《尊者薄拘罗经》就是它们的原始出处。出产此物的“越底延国”记载和该植物的生态状况，同时成为其“故乡”在古印度的证据。即使中世纪早期的《金匮要略》、《肘后备急方》皆有“托名”的情况，由于晋人嵇含的涉略，十六国前中国人即已有“诃梨勒”的药用记载。入唐以后，《备急千金要方》、大量抄录《广济方》相关文字的《外台秘要方》，以及宋、元代数量庞大的诸养生、治疗著述，都有关于“诃梨勒”药用的相关文字记载。
2012(2):88-91.
摘要:
解放区抗战歌谣作为动态的民间文化现象，不仅体现出政府组织倡导引领的集体性与民众性，更兼具文艺工作者极富个体性创作的流变特色，在继承了中华民族深厚文化底蕴与艺术内涵的同时，又在时空流传过程中不断发生着多元文化的演绎与变异，体现出集体性与个体性兼容、传承性与变异性贯通的特点。在内容上，借助于传统民众歌谣抒发情怀、宣泄情感等生活性特点，从不同角度表现了特定时代的军民抗战岁月，具有生活性和革命性交融的特点。在语言艺术形式上，除了歌谣所特有的口头性的鲜明特征外，随着人民群众知识水平的提高以及文艺工作者积极参与抗战歌谣的创作，其书面性的特征也愈来愈明显。
解放区抗战歌谣作为动态的民间文化现象，不仅体现出政府组织倡导引领的集体性与民众性，更兼具文艺工作者极富个体性创作的流变特色，在继承了中华民族深厚文化底蕴与艺术内涵的同时，又在时空流传过程中不断发生着多元文化的演绎与变异，体现出集体性与个体性兼容、传承性与变异性贯通的特点。在内容上，借助于传统民众歌谣抒发情怀、宣泄情感等生活性特点，从不同角度表现了特定时代的军民抗战岁月，具有生活性和革命性交融的特点。在语言艺术形式上，除了歌谣所特有的口头性的鲜明特征外，随着人民群众知识水平的提高以及文艺工作者积极参与抗战歌谣的创作，其书面性的特征也愈来愈明显。
2012(2):92-96.
摘要:
“九一三事件”为纠正“文革”左倾错误提供了契机，毛泽东在批林中开始更正“文革”的一些极左做法。一场由周恩来所领导的纠左工作随之展开，并在解放老干部、整顿国民经济和推动科教界纠左等方面取得一定进展，但此举很快受到江青等人的反击。此时毛泽东既要纠正文革中的某些极左做法，又不愿从根本上否定“文革”。这种矛盾心态最终导致“九一三事件”后纠左工作被迫中止。
“九一三事件”为纠正“文革”左倾错误提供了契机，毛泽东在批林中开始更正“文革”的一些极左做法。一场由周恩来所领导的纠左工作随之展开，并在解放老干部、整顿国民经济和推动科教界纠左等方面取得一定进展，但此举很快受到江青等人的反击。此时毛泽东既要纠正文革中的某些极左做法，又不愿从根本上否定“文革”。这种矛盾心态最终导致“九一三事件”后纠左工作被迫中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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