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第2期文章目次
2014(2):1-7.
摘要:
基于云南省1 102份农户数据，选取11个变量，运用Logit模型分析了农户禀赋对农村家庭沼气选择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人口越多的家庭使用沼气的几率越小，常年在家劳动力数及家庭人口负担对家庭沼气选择的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家庭人均耕地、人均林地面积、家庭人畜粪便量与家庭沼气选择行为正相关，户主文化程度对家庭选择使用沼气有推动作用，相对于坝区，半山区、山区的家庭使用沼气的几率较小，家庭人均收入与家庭选择沼气的行为呈“U”型关系，户主的年龄和民族对家庭沼气选择行为的影响不显著。
基于云南省1 102份农户数据，选取11个变量，运用Logit模型分析了农户禀赋对农村家庭沼气选择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人口越多的家庭使用沼气的几率越小，常年在家劳动力数及家庭人口负担对家庭沼气选择的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家庭人均耕地、人均林地面积、家庭人畜粪便量与家庭沼气选择行为正相关，户主文化程度对家庭选择使用沼气有推动作用，相对于坝区，半山区、山区的家庭使用沼气的几率较小，家庭人均收入与家庭选择沼气的行为呈“U”型关系，户主的年龄和民族对家庭沼气选择行为的影响不显著。
2014(2):8-13.
摘要:
基于山东省的数据分析表明：2002―2011年山东省生猪养殖正日益呈现规模化养殖趋势，在这个过程中，规模养殖户日增，其出栏的生猪占比越来越高。生猪养殖规模发展的动因主要是规模养殖具有信息优势，能降低交易费用，规模效应明显。生猪养殖规模化发展是养殖户主动发起或参与的逐利过程，但政府部门为加快生猪规模养殖发展，从多方面加强了对生猪规模化养殖的扶持。显然，扩大养殖规模的制度安排整体上优于生猪散养，可获得预期养殖效益，因此，养殖户偏好规模养殖。基于此，要进一步促进生猪养殖的规模化发展，应优化产业资源配置、发展新型养殖模式、推广先进养殖技术和明确政府引导方向等。
基于山东省的数据分析表明：2002―2011年山东省生猪养殖正日益呈现规模化养殖趋势，在这个过程中，规模养殖户日增，其出栏的生猪占比越来越高。生猪养殖规模发展的动因主要是规模养殖具有信息优势，能降低交易费用，规模效应明显。生猪养殖规模化发展是养殖户主动发起或参与的逐利过程，但政府部门为加快生猪规模养殖发展，从多方面加强了对生猪规模化养殖的扶持。显然，扩大养殖规模的制度安排整体上优于生猪散养，可获得预期养殖效益，因此，养殖户偏好规模养殖。基于此，要进一步促进生猪养殖的规模化发展，应优化产业资源配置、发展新型养殖模式、推广先进养殖技术和明确政府引导方向等。
2014(2):14-19.
摘要:
基于2002―2010年具有国家重点扶贫县的2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在统计分析贫困地区农民收入和消费水平状况的基础上检验了贫困地区农民收入结构变动对消费水平的影响。结果表明：就全国贫困地区而言，转移性收入和工资性收入对贫困地区农民消费的影响贡献最大，家庭经营性收入的作用下降，而财产性收入统计上不显著。就东、中、西部三个地区而言，工资性收入和家庭经营性收入对任何地区农民消费的影响都很显著，工资性收入对西部地区农民消费的影响尤为突出，而经营性收入对三个地区农民消费的影响相对较低；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的作用效果具有地区差异性，中部和西部地区转移性收入具有明显引致消费作用，而东部地区财产性收入的消费倾向明显。
基于2002―2010年具有国家重点扶贫县的2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在统计分析贫困地区农民收入和消费水平状况的基础上检验了贫困地区农民收入结构变动对消费水平的影响。结果表明：就全国贫困地区而言，转移性收入和工资性收入对贫困地区农民消费的影响贡献最大，家庭经营性收入的作用下降，而财产性收入统计上不显著。就东、中、西部三个地区而言，工资性收入和家庭经营性收入对任何地区农民消费的影响都很显著，工资性收入对西部地区农民消费的影响尤为突出，而经营性收入对三个地区农民消费的影响相对较低；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的作用效果具有地区差异性，中部和西部地区转移性收入具有明显引致消费作用，而东部地区财产性收入的消费倾向明显。
2014(2):20-27.
摘要:
赊欠交易在农村社会具有相当的普遍性。借鉴“嵌入性”理论，从社会学视角以“总体社会事实”的方法对安徽ZX镇绿园商店赊欠现象进行深入剖析。研究表明，农村赊欠紧密嵌入于农村市场、关系网络和赊欠文化之中。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的市场转型诱使赊欠由“支配型”向“共谋型”转变；人际信任、信任差序格局和信誉再生产是赊欠运行的现实逻辑；“去耻辱感”、赊欠“善举”和象征资本的赊欠文化是赊欠成风的人文背景。赊欠在农村具有牢固的合法性和正当性的基础，需要淡化其“问题”的价值判断。
赊欠交易在农村社会具有相当的普遍性。借鉴“嵌入性”理论，从社会学视角以“总体社会事实”的方法对安徽ZX镇绿园商店赊欠现象进行深入剖析。研究表明，农村赊欠紧密嵌入于农村市场、关系网络和赊欠文化之中。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的市场转型诱使赊欠由“支配型”向“共谋型”转变；人际信任、信任差序格局和信誉再生产是赊欠运行的现实逻辑；“去耻辱感”、赊欠“善举”和象征资本的赊欠文化是赊欠成风的人文背景。赊欠在农村具有牢固的合法性和正当性的基础，需要淡化其“问题”的价值判断。
2014(2):28-35.
摘要:
基于就业分化视角和四川省724份农户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文化程度与农户市民化意愿成正比；当农户工作性质为非农时，系数为正；在本县(市)内打工的回归系数显著，表明在家乡周围城市打工的农民具有明显的市民化意愿；打工时间的回归系数都为负，且时间越长，系数负向关系越大；家庭劳动力个数的回归系数为负，表明家庭劳动力越多，越不愿意市民化；非农收入比例的回归系数为正，但不显著。
基于就业分化视角和四川省724份农户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文化程度与农户市民化意愿成正比；当农户工作性质为非农时，系数为正；在本县(市)内打工的回归系数显著，表明在家乡周围城市打工的农民具有明显的市民化意愿；打工时间的回归系数都为负，且时间越长，系数负向关系越大；家庭劳动力个数的回归系数为负，表明家庭劳动力越多，越不愿意市民化；非农收入比例的回归系数为正，但不显著。
2014(2):36-40.
摘要:
基于146份问卷调查数据，建立有序Probit模型对甘肃省农民养老模式选择意愿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甘肃省农民倾向于选择以社会养老为主体的多支柱养老模式；年龄、健康状况、子女是否参与新农保、家庭人均年收入、社区养老政策宣传、养老需要提高生活质量等变量对其养老模式选择意愿正向影响显著；家庭子女人数及养老需要保障基本生活等变量则负向影响显著。
基于146份问卷调查数据，建立有序Probit模型对甘肃省农民养老模式选择意愿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甘肃省农民倾向于选择以社会养老为主体的多支柱养老模式；年龄、健康状况、子女是否参与新农保、家庭人均年收入、社区养老政策宣传、养老需要提高生活质量等变量对其养老模式选择意愿正向影响显著；家庭子女人数及养老需要保障基本生活等变量则负向影响显著。
2014(2):41-46.
摘要:
基于上海、广州、深圳724份农民工调查数据，运用Logistic回归模型实证考察农民工留城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在农民工个体及务工特征变量中，性别对农民工留城意愿有一定影响，文化程度和务工收入影响显著；在城市融合因素中，参加社会活动、与同事和朋友的关系、与本地人和邻里的关系及本地人对农民工的友好态度均正向影响显著。婚姻状况、代际差异、是否签订劳动合同、城市居住时间及自我认同状况影响不显著。
基于上海、广州、深圳724份农民工调查数据，运用Logistic回归模型实证考察农民工留城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在农民工个体及务工特征变量中，性别对农民工留城意愿有一定影响，文化程度和务工收入影响显著；在城市融合因素中，参加社会活动、与同事和朋友的关系、与本地人和邻里的关系及本地人对农民工的友好态度均正向影响显著。婚姻状况、代际差异、是否签订劳动合同、城市居住时间及自我认同状况影响不显著。
2014(2):47-51.
摘要:
基于湘潭市九华经济开发区148份问卷数据，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对影响失地农民就业的自身因素进行了分析，发现失地农民的性别、年龄、就业预期、家庭收入等影响不显著；获取就业信息的能力和文化程度正向影响显著；非农生产就业技能影响最显著，说明具备专业就业技能的失地农民就业率较高。
基于湘潭市九华经济开发区148份问卷数据，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对影响失地农民就业的自身因素进行了分析，发现失地农民的性别、年龄、就业预期、家庭收入等影响不显著；获取就业信息的能力和文化程度正向影响显著；非农生产就业技能影响最显著，说明具备专业就业技能的失地农民就业率较高。
2014(2):52-57.
摘要:
基于29省(市)2000—2011年的基础数据，对中国教育分布及其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从总体上看，教育基尼系数存在逐年下降的趋势，教育分布日趋平等；中国教育分布与经济增长存在倒“U”型关系。分地区研究发现，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更多地依赖物质资本，而东部地区则更多地依赖人力资本。因此，中西部地区应大力发展基础教育，缩小教育分布差距以实现人力资本与实物资本的有效匹配，从而避免实物资本积累回报率的大幅下降；东部地区由于已经具备较高的基础教育水平，则需要增加高等教育投入培养高端人才，加大教育分布差距以促进经济增长。
基于29省(市)2000—2011年的基础数据，对中国教育分布及其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从总体上看，教育基尼系数存在逐年下降的趋势，教育分布日趋平等；中国教育分布与经济增长存在倒“U”型关系。分地区研究发现，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更多地依赖物质资本，而东部地区则更多地依赖人力资本。因此，中西部地区应大力发展基础教育，缩小教育分布差距以实现人力资本与实物资本的有效匹配，从而避免实物资本积累回报率的大幅下降；东部地区由于已经具备较高的基础教育水平，则需要增加高等教育投入培养高端人才，加大教育分布差距以促进经济增长。
2014(2):58-63.
摘要:
以人均受教育水平代表人力资本，基于中国1952―2004年的数据，采用向量误差修正模型和Granger因果检验分析人力资本影响经济增长的一种可能途径：人力资本通过影响全要素生产率进而影响经济增长。结果表明：人力资本与技术进步存在着因果关系，人力资本是全要素生产率的源泉。验证了舒尔茨对“增长余值”的批评；支持了Nelson-Phelps的推论——人力资本并不能简单地等同于一般要素投入；进一步揭示了新古典模型的不足——忽视人力资本对于技术进步的特殊意义，低估了人力资本的贡献。
以人均受教育水平代表人力资本，基于中国1952―2004年的数据，采用向量误差修正模型和Granger因果检验分析人力资本影响经济增长的一种可能途径：人力资本通过影响全要素生产率进而影响经济增长。结果表明：人力资本与技术进步存在着因果关系，人力资本是全要素生产率的源泉。验证了舒尔茨对“增长余值”的批评；支持了Nelson-Phelps的推论——人力资本并不能简单地等同于一般要素投入；进一步揭示了新古典模型的不足——忽视人力资本对于技术进步的特殊意义，低估了人力资本的贡献。
2014(2):64-69.
摘要:
从经济、社会、空间、城乡统筹四个维度选取了23个指标构建城镇化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建立基于熵权法模糊物元城镇化质量评价模型，对湖南省城镇化质量进行评价分析。基于2000―2011年湖南省总体数据及其14个市(州)2011年的截面数据分析表明：2002年之后湖南省城镇化质量成效显著，其中，经济发展质量和城乡统筹质量平稳上升，社会发展质量和空间发展质量迅速提高。城镇化质量综合排名前五位的是长沙市、株洲市、湘潭市、岳阳市和郴州市，排名末五位的永州市、张家界市、怀化市、湘西州和邵阳市；长沙市、株洲市、湘潭市在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城乡统筹三个方面领跑于全省其他市(州)。
从经济、社会、空间、城乡统筹四个维度选取了23个指标构建城镇化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建立基于熵权法模糊物元城镇化质量评价模型，对湖南省城镇化质量进行评价分析。基于2000―2011年湖南省总体数据及其14个市(州)2011年的截面数据分析表明：2002年之后湖南省城镇化质量成效显著，其中，经济发展质量和城乡统筹质量平稳上升，社会发展质量和空间发展质量迅速提高。城镇化质量综合排名前五位的是长沙市、株洲市、湘潭市、岳阳市和郴州市，排名末五位的永州市、张家界市、怀化市、湘西州和邵阳市；长沙市、株洲市、湘潭市在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城乡统筹三个方面领跑于全省其他市(州)。
2014(2):70-73.
摘要:
国民政府基于摆脱经济困境、铲除中共革命根源和作为遗嘱执行人践诺的需要，大力发展农村合作金融，为农民提供一定数量的低息借贷，基本保证了抗战时期军民粮食供应。国民政府农村合作金融主要是通过农村信用社来实现的，并最终形成其在治理结构、业务组织和产权（资金）构成方面的内部治理特征。国民政府将合作运动奉为国策，制定一系列政策法律、成立相关管理机构、建立合作金融体系，促进合作运动的规范化发展。尽管和西方合作金融相比，国民政府时期农村合作金融存在为特权阶层所操控利用等诸多弊端，但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农村借贷格局，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
国民政府基于摆脱经济困境、铲除中共革命根源和作为遗嘱执行人践诺的需要，大力发展农村合作金融，为农民提供一定数量的低息借贷，基本保证了抗战时期军民粮食供应。国民政府农村合作金融主要是通过农村信用社来实现的，并最终形成其在治理结构、业务组织和产权（资金）构成方面的内部治理特征。国民政府将合作运动奉为国策，制定一系列政策法律、成立相关管理机构、建立合作金融体系，促进合作运动的规范化发展。尽管和西方合作金融相比，国民政府时期农村合作金融存在为特权阶层所操控利用等诸多弊端，但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农村借贷格局，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
2014(2):74-80.
摘要:
基于国家和社会的关系视角，将中国乡村建设的百年历程分为清末民初的乡村自治、20世纪20~40年代的乡村建设、1953—1978年“乡村社会主义改造”、以家庭承包制为核心的乡村建设、2005年至今的新农村建设五个阶段进行梳理。清末民初的乡村建设，中央权力日益式微，“乡村自治”成为主要路径，并延续了传统的士绅治理模式，但军阀混战和社会动荡，使传统的以地方精英为中心的社会整合秩序遭到破坏。20世纪20~40年代，国家和社会均弱，主要靠外部资源输入进行乡村建设，晏阳初、梁漱溟、黄炎培等知识分子领导进行了声势浩大的乡村建设运动，南京国民政府推行的农村复兴运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乡村建设运动，则被整合进各自的政权建设。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强势推进“乡村社会主义改造”，传统的国家、士绅和农民三角关系变成国家和农民的双边关系，由于资源输入城市，乡村建设基本停滞。1978年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国家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乡村社会自由发展空间增大。为破解“三农”困境，国家在2005年提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战略，政府成为乡村建设的主导力量，乡村建设获得大量政府资源。未来乡村建设应正确摆正政府角色和职能，充分发育“乡村社会”以制衡政府扩张；应与文化建设相为表里，进行包括制度改革、人力与物力资源整合、技术创新、环境保护等诸多方面的整体性建设。
基于国家和社会的关系视角，将中国乡村建设的百年历程分为清末民初的乡村自治、20世纪20~40年代的乡村建设、1953—1978年“乡村社会主义改造”、以家庭承包制为核心的乡村建设、2005年至今的新农村建设五个阶段进行梳理。清末民初的乡村建设，中央权力日益式微，“乡村自治”成为主要路径，并延续了传统的士绅治理模式，但军阀混战和社会动荡，使传统的以地方精英为中心的社会整合秩序遭到破坏。20世纪20~40年代，国家和社会均弱，主要靠外部资源输入进行乡村建设，晏阳初、梁漱溟、黄炎培等知识分子领导进行了声势浩大的乡村建设运动，南京国民政府推行的农村复兴运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乡村建设运动，则被整合进各自的政权建设。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强势推进“乡村社会主义改造”，传统的国家、士绅和农民三角关系变成国家和农民的双边关系，由于资源输入城市，乡村建设基本停滞。1978年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国家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乡村社会自由发展空间增大。为破解“三农”困境，国家在2005年提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战略，政府成为乡村建设的主导力量，乡村建设获得大量政府资源。未来乡村建设应正确摆正政府角色和职能，充分发育“乡村社会”以制衡政府扩张；应与文化建设相为表里，进行包括制度改革、人力与物力资源整合、技术创新、环境保护等诸多方面的整体性建设。
2014(2):81-85.
摘要:
王阳明“南赣乡约”实践作为明清乡约运动的典范，其推行的乡约组织在适应性、专门化、自主性、凝聚力四个方面凸显了较高的制度化水平。“南赣乡约”组织的正当性、权威性是其成功的重要基础，而将乡民纳入到乡约组织中，由此获得乡民对“南赣乡约”的高度政治认同则是其取得良好效果的另一个重要内在因素。“南赣乡约”的历史经验主要有三：通过乡约制度及其乡约组织规范乡土社会公共行为；乡约须基于大多数乡民意愿而制定，民意即乡民合意性是乡约及其组织合法性、权威性的基础，也是透过乡约整合乡村社会秩序的关键；乡约可以将乡民组织起来，培养乡民参与乡村自治的能力。
王阳明“南赣乡约”实践作为明清乡约运动的典范，其推行的乡约组织在适应性、专门化、自主性、凝聚力四个方面凸显了较高的制度化水平。“南赣乡约”组织的正当性、权威性是其成功的重要基础，而将乡民纳入到乡约组织中，由此获得乡民对“南赣乡约”的高度政治认同则是其取得良好效果的另一个重要内在因素。“南赣乡约”的历史经验主要有三：通过乡约制度及其乡约组织规范乡土社会公共行为；乡约须基于大多数乡民意愿而制定，民意即乡民合意性是乡约及其组织合法性、权威性的基础，也是透过乡约整合乡村社会秩序的关键；乡约可以将乡民组织起来，培养乡民参与乡村自治的能力。
2014(2):86-91.
摘要:
近代西方公民社会组织发展先后经历了四个历史阶段的嬗变，并彰显出迥异的实践特征。17世纪初至18世纪末的萌芽阶段，公民社会组织混沌萌生，呈现出鲜明的“济危扶困”的慈善捐赠色彩；19世纪至20世纪初的勃兴阶段，公民社会组织在政治、经济、社会等多元领域蓬勃发展，其运作模式也日趋专业；20世纪20~60年代的艰难曲折发展阶段，公民社会组织在原有的医疗卫生等领域大幅收缩，不得不寻求新的发展空间，处于生存境遇的危机边缘；20世纪70年代至今的复兴阶段，在“新自由主义”政策的驱动下，公民社会组织发展势态日趋繁荣与鼎盛，在经济增长和公共政策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近代西方公民社会组织发展先后经历了四个历史阶段的嬗变，并彰显出迥异的实践特征。17世纪初至18世纪末的萌芽阶段，公民社会组织混沌萌生，呈现出鲜明的“济危扶困”的慈善捐赠色彩；19世纪至20世纪初的勃兴阶段，公民社会组织在政治、经济、社会等多元领域蓬勃发展，其运作模式也日趋专业；20世纪20~60年代的艰难曲折发展阶段，公民社会组织在原有的医疗卫生等领域大幅收缩，不得不寻求新的发展空间，处于生存境遇的危机边缘；20世纪70年代至今的复兴阶段，在“新自由主义”政策的驱动下，公民社会组织发展势态日趋繁荣与鼎盛，在经济增长和公共政策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2014(2):92-96.
摘要:
在简要论证“6σ管理”对于食品安全政府监管的适应性基础上，构建了基于“6σ管理”的食品安全政府监管模式，并就其定义、测量、分析、改进、控制等工作流程和规制予以阐释，提出了政府食品安全监管“6σ管理”模式实施应注意的问题，包括注重制度和人财物等方面的顶层设计、6σ项目选择应注重问题导向机制、不能仅仅等同于做项目、把握管理工具应用的灵活性与综合性、基础数据要准确全面及时等等。
在简要论证“6σ管理”对于食品安全政府监管的适应性基础上，构建了基于“6σ管理”的食品安全政府监管模式，并就其定义、测量、分析、改进、控制等工作流程和规制予以阐释，提出了政府食品安全监管“6σ管理”模式实施应注意的问题，包括注重制度和人财物等方面的顶层设计、6σ项目选择应注重问题导向机制、不能仅仅等同于做项目、把握管理工具应用的灵活性与综合性、基础数据要准确全面及时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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