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第4期文章目次
2014(4):1-6.
摘要:
基于湖南省粮食主产区和非主产区471份农户调查数据，选取4组14个自变量建立多元Logistic模型，对农户小型农田水利投资意愿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区域比较分析，结果表明：大部分农户具有投资小型农田水利建设的意愿，但粮食主产区农户的意愿高于非主产区农户；无论是粮食主产区或非主产区，户主文化程度、身体状况、种粮收入、种粮补贴、自然灾害等7个因素对农户投资小型农田水利投资意愿均有显著正向影响，农户对现阶段农田水利设施整体状况评价因素有显著负向影响；家庭劳动力短缺状况对粮食主产区和非主产区农户投资意愿分别呈现较为显著的负向和正向影响，灌溉方式、大中型农田水利设施数量对粮食主产区农户投资意愿的影响不显著，对非主产区呈现显著正向影响，而预计未来农田水利基础建设投资规划的影响刚好相反。
基于湖南省粮食主产区和非主产区471份农户调查数据，选取4组14个自变量建立多元Logistic模型，对农户小型农田水利投资意愿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区域比较分析，结果表明：大部分农户具有投资小型农田水利建设的意愿，但粮食主产区农户的意愿高于非主产区农户；无论是粮食主产区或非主产区，户主文化程度、身体状况、种粮收入、种粮补贴、自然灾害等7个因素对农户投资小型农田水利投资意愿均有显著正向影响，农户对现阶段农田水利设施整体状况评价因素有显著负向影响；家庭劳动力短缺状况对粮食主产区和非主产区农户投资意愿分别呈现较为显著的负向和正向影响，灌溉方式、大中型农田水利设施数量对粮食主产区农户投资意愿的影响不显著，对非主产区呈现显著正向影响，而预计未来农田水利基础建设投资规划的影响刚好相反。
2014(4):7-12.
摘要:
基于中国6省286份农户问卷数据，运用Binary Logistic回归分析模型，从农户土地占有、社区组织功能、农户自身和家庭劳动力结构等方面分析农田有效灌溉面积的主要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地块的平均面积、村委会的代表作用、农户对村委会的信任程度、农户的经济投入能力和从事农业劳动的人数等5个因素正向影响显著；地块的数量、土地距离水源的距离和外出劳动力人数等3个因素负向影响显著；村委会提供资金支持的能力、村委会的组织能力和农户间的合作能力等3个因素影响不显著。
基于中国6省286份农户问卷数据，运用Binary Logistic回归分析模型，从农户土地占有、社区组织功能、农户自身和家庭劳动力结构等方面分析农田有效灌溉面积的主要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地块的平均面积、村委会的代表作用、农户对村委会的信任程度、农户的经济投入能力和从事农业劳动的人数等5个因素正向影响显著；地块的数量、土地距离水源的距离和外出劳动力人数等3个因素负向影响显著；村委会提供资金支持的能力、村委会的组织能力和农户间的合作能力等3个因素影响不显著。
2014(4):13-20.
摘要:
基于计划行为理论和山东省9市497份农户调查数据，引入基本特征、动力向导、目标实现、社会压力和资源条件5类22个变量分析影响菜农质量安全行为实施意愿的因素，结果表明：65.20%的受访菜农愿意实施质量安全行为，其实施意愿受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3个中间变量的正向影响显著，其中，行为态度的影响程度最大，主观规范次之，知觉行为控制影响最小。进一步分析发现，菜农的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受专业化程度、参与合作组织、获得质量认证、增加收入、拓宽销路、降低风险、提升信誉等20个因素的显著影响。因此，强化政策引导、规范产业监管和加强宣传是优化菜农质量安全行为的有效途径。
基于计划行为理论和山东省9市497份农户调查数据，引入基本特征、动力向导、目标实现、社会压力和资源条件5类22个变量分析影响菜农质量安全行为实施意愿的因素，结果表明：65.20%的受访菜农愿意实施质量安全行为，其实施意愿受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3个中间变量的正向影响显著，其中，行为态度的影响程度最大，主观规范次之，知觉行为控制影响最小。进一步分析发现，菜农的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受专业化程度、参与合作组织、获得质量认证、增加收入、拓宽销路、降低风险、提升信誉等20个因素的显著影响。因此，强化政策引导、规范产业监管和加强宣传是优化菜农质量安全行为的有效途径。
2014(4):21-26.
摘要:
基于30个省区2009—2012年的面板数据，从规模、结构、速度和效益四个方面构建评价指标体系，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和系统协同模型，对中国区域财政与金融支农水平及协同效率进行测算，结果表明：中国东中西部三大区域财政与金融支农水平依次递减，东部省区明显高于中西部省区，部分省区在财政与金融支农水平的相对位次上不对称，财政与金融彼此之间缺乏配合；东部省区财政与金融支农协同效率高且逐渐上升，中部省区的协同效率居中，西部区域的协同效率低且内部差异较大，尚未形成协同发展的良性框架。
基于30个省区2009—2012年的面板数据，从规模、结构、速度和效益四个方面构建评价指标体系，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和系统协同模型，对中国区域财政与金融支农水平及协同效率进行测算，结果表明：中国东中西部三大区域财政与金融支农水平依次递减，东部省区明显高于中西部省区，部分省区在财政与金融支农水平的相对位次上不对称，财政与金融彼此之间缺乏配合；东部省区财政与金融支农协同效率高且逐渐上升，中部省区的协同效率居中，西部区域的协同效率低且内部差异较大，尚未形成协同发展的良性框架。
2014(4):27-34.
摘要:
近年来，中国大量劳动力剩余与工资上涨并存，出现刘易斯拐点争议。基于刘易斯二元经济论，从劳动生产率变化的角度进行理论分析后，并根据中国1978—2012年剩余劳动力数量、工资和工农业劳动生产率数据进行经验分析，同时通过建立VAR模型进行协整分析和脉冲响应分析。研究表明工农业劳动生产率、劳动力剩余数和工资之间存在着联动效应；工农业两部门劳动生产率变化不协调是中国劳动力大量剩余和工资上涨并存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努力促进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工业劳动生产率协调变化是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
近年来，中国大量劳动力剩余与工资上涨并存，出现刘易斯拐点争议。基于刘易斯二元经济论，从劳动生产率变化的角度进行理论分析后，并根据中国1978—2012年剩余劳动力数量、工资和工农业劳动生产率数据进行经验分析，同时通过建立VAR模型进行协整分析和脉冲响应分析。研究表明工农业劳动生产率、劳动力剩余数和工资之间存在着联动效应；工农业两部门劳动生产率变化不协调是中国劳动力大量剩余和工资上涨并存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努力促进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工业劳动生产率协调变化是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
2014(4):35-40.
摘要:
基于中国28省市区1990—2010年的梨种植生产面板数据，将气候因子同社会经济因素结合起来，运用计量经济模型实证分析气温、降雨和日照等方面的气候变化对渤海湾地区、长江流域及云贵地区和西北地区梨产量的影响。结果表明：气候变化对梨产量的影响及程度在不同地区存在明显的差异。温度升高对渤海湾地区和西北地区梨产量有正影响，对长江流域及云贵地区则有负影响；日照数增加对渤海湾地区和西北地区梨产量有负影响，而对长江流域及云贵地区有一定正影响；降雨增多则对各区域梨产量均有正影响，但影响程度不同。据此提出政府应加强气象预报预警网络建设，完善气象信息传输服务；选育和推广适应气候变化的新品种；完善梨园基础设施，提高梨园的减灾能力及水平，提高果农应对气候变化的适应性能力。
基于中国28省市区1990—2010年的梨种植生产面板数据，将气候因子同社会经济因素结合起来，运用计量经济模型实证分析气温、降雨和日照等方面的气候变化对渤海湾地区、长江流域及云贵地区和西北地区梨产量的影响。结果表明：气候变化对梨产量的影响及程度在不同地区存在明显的差异。温度升高对渤海湾地区和西北地区梨产量有正影响，对长江流域及云贵地区则有负影响；日照数增加对渤海湾地区和西北地区梨产量有负影响，而对长江流域及云贵地区有一定正影响；降雨增多则对各区域梨产量均有正影响，但影响程度不同。据此提出政府应加强气象预报预警网络建设，完善气象信息传输服务；选育和推广适应气候变化的新品种；完善梨园基础设施，提高梨园的减灾能力及水平，提高果农应对气候变化的适应性能力。
2014(4):41-46.
摘要:
农民专业合作社内部信任结构呈现出以“信任链”与“信任圈”相结合的结构状态，具体表现为以人际信任为主的差序格局特征、“横向”场域结构特征和传递弹性与结构不稳定性特征。社员复杂的信任需求、所处的社会关系以及不同程度的信任确认诱导了农民专业合作社内部信任结构的形成、实施以及稳定性。优化农民专业合作社内部信任结构，必须大力加强合作社内部制度信任与人际信任建设、谨慎推进合作社横向与纵向发展、强化合作社内部信任核心。
农民专业合作社内部信任结构呈现出以“信任链”与“信任圈”相结合的结构状态，具体表现为以人际信任为主的差序格局特征、“横向”场域结构特征和传递弹性与结构不稳定性特征。社员复杂的信任需求、所处的社会关系以及不同程度的信任确认诱导了农民专业合作社内部信任结构的形成、实施以及稳定性。优化农民专业合作社内部信任结构，必须大力加强合作社内部制度信任与人际信任建设、谨慎推进合作社横向与纵向发展、强化合作社内部信任核心。
2014(4):47-52.
摘要:
基于广西壮族自治区639份调查数据，以农民工就业的持续时间长短为观察变量，建立Cox比例风险模型，对欠发达省域农民工持续就业的稳定性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年龄、婚姻状况及受教育年限对农民工退出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影响显著。农民工年龄每增加1岁，退出城市劳动力市场风险减少5.6%；已婚农民工较未婚农民工退出风险减少40.2%；受教育年限对农民工退出城市劳动力市场具有极显著的负影响，受教育年限每延长1年，退出风险降低17.8%。农民工的工作收入以及工作环境影响显著，人均纯收入越高，自评劳动强度越“小”，自评技术能力越“好”，与工作单位签订就业合同、购买社会保险、接受劳动培训的机会越多，退出风险越低。
基于广西壮族自治区639份调查数据，以农民工就业的持续时间长短为观察变量，建立Cox比例风险模型，对欠发达省域农民工持续就业的稳定性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年龄、婚姻状况及受教育年限对农民工退出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影响显著。农民工年龄每增加1岁，退出城市劳动力市场风险减少5.6%；已婚农民工较未婚农民工退出风险减少40.2%；受教育年限对农民工退出城市劳动力市场具有极显著的负影响，受教育年限每延长1年，退出风险降低17.8%。农民工的工作收入以及工作环境影响显著，人均纯收入越高，自评劳动强度越“小”，自评技术能力越“好”，与工作单位签订就业合同、购买社会保险、接受劳动培训的机会越多，退出风险越低。
2014(4):53-60.
摘要:
基于497份辽宁省农民工抽样调查数据，采用mlogit模型分析农民工在城市的居住环境与其年老后的定居方式选择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农民工在城市的居住环境越好，越倾向于年老后在城市定居；随着农民工在城市的住房质量和人均居住面积的提高，年老后定居城市的概率上升；邻居类型对农民工年老后的定居方式没有显著影响；在县城务工的农民工比在省城务工的农民工更可能在年老后定居城市；与女性农民工相比，男性更偏向于年老后回农村居住；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农民工，年老后定居城市的可能性越高。
基于497份辽宁省农民工抽样调查数据，采用mlogit模型分析农民工在城市的居住环境与其年老后的定居方式选择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农民工在城市的居住环境越好，越倾向于年老后在城市定居；随着农民工在城市的住房质量和人均居住面积的提高，年老后定居城市的概率上升；邻居类型对农民工年老后的定居方式没有显著影响；在县城务工的农民工比在省城务工的农民工更可能在年老后定居城市；与女性农民工相比，男性更偏向于年老后回农村居住；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农民工，年老后定居城市的可能性越高。
2014(4):61-67.
摘要:
基于全国2 226份调查问卷数据和Pearson χ2交叉分析法、Logistic回归分析法对农村转移劳动力市民身份认同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个人特征、市民化情感及能力、户口制度、就业情况、子女教育保障及收入预期等因素的独立作用显著；市民化情感具有中等到小的效应，其他因素具有小的效应；女性较男性市民身份认同度高，中西部转出者较东部转出者市民身份认同度高；婚姻状况影响显著；习惯城市生活影响力最强；市民化能力是关键因素，月消费水平影响显著；户口因素影响显著，城乡收入差距负向影响显著。
基于全国2 226份调查问卷数据和Pearson χ2交叉分析法、Logistic回归分析法对农村转移劳动力市民身份认同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个人特征、市民化情感及能力、户口制度、就业情况、子女教育保障及收入预期等因素的独立作用显著；市民化情感具有中等到小的效应，其他因素具有小的效应；女性较男性市民身份认同度高，中西部转出者较东部转出者市民身份认同度高；婚姻状况影响显著；习惯城市生活影响力最强；市民化能力是关键因素，月消费水平影响显著；户口因素影响显著，城乡收入差距负向影响显著。
2014(4):68-75.
摘要:
基于1998—2012年面板数据，运用熵值法和DEA模型测算中国绿色农业产出和绿色农业技术效率，并分析其省际差异。研究表明，中国农业已经初具绿色转型的趋势，除东北地区外，其他地区绿色农业技术效率均上升；中国绿色农业技术效率有所提升，但整体水平仍然低下。东部、西部、东北、中部地区效率依次递减；全国省域间效率绝对差距没有缩小趋势，但相对差距明显缩小。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各地区内省域间绝对差距均没有缩小趋势，但东部、中部地区各地区内省域间相对差距存在缩小趋势，而西部、东北地区没有缩小趋势。全国2/3的省份绿色农业技术效率低下但处于增长态势；东北三省和内蒙古、宁夏、新疆陷入效率低下且呈下降态势的双重困境。
基于1998—2012年面板数据，运用熵值法和DEA模型测算中国绿色农业产出和绿色农业技术效率，并分析其省际差异。研究表明，中国农业已经初具绿色转型的趋势，除东北地区外，其他地区绿色农业技术效率均上升；中国绿色农业技术效率有所提升，但整体水平仍然低下。东部、西部、东北、中部地区效率依次递减；全国省域间效率绝对差距没有缩小趋势，但相对差距明显缩小。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各地区内省域间绝对差距均没有缩小趋势，但东部、中部地区各地区内省域间相对差距存在缩小趋势，而西部、东北地区没有缩小趋势。全国2/3的省份绿色农业技术效率低下但处于增长态势；东北三省和内蒙古、宁夏、新疆陷入效率低下且呈下降态势的双重困境。
2014(4):76-82.
摘要:
运用DEA方法测算出中国13个粮食主产区2000—2012年的农业生态效率，并运用Malmquist指数方法进行动态分析。结果表明，2000—2012年中国粮食主产区农业生态效率均值仅为0.928，只有6个省份的投入产出达到最优水平，其余省份的生产资源投入存在一定程度的效率损失。从2000和2012年的对比分析来看，辽宁、内蒙古、江苏、湖北、湖南和四川的农业生态效率一直保持较高水平，河南、河北、山东和安徽则都处于非DEA有效状态。从动态分析结果来看，虽然中国粮食主产区农业生态效率整体呈上升趋势，但农业生产技术进步和综合技术效率损失并存，技术进步、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是影响农业生态效率的主要因素。
运用DEA方法测算出中国13个粮食主产区2000—2012年的农业生态效率，并运用Malmquist指数方法进行动态分析。结果表明，2000—2012年中国粮食主产区农业生态效率均值仅为0.928，只有6个省份的投入产出达到最优水平，其余省份的生产资源投入存在一定程度的效率损失。从2000和2012年的对比分析来看，辽宁、内蒙古、江苏、湖北、湖南和四川的农业生态效率一直保持较高水平，河南、河北、山东和安徽则都处于非DEA有效状态。从动态分析结果来看，虽然中国粮食主产区农业生态效率整体呈上升趋势，但农业生产技术进步和综合技术效率损失并存，技术进步、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是影响农业生态效率的主要因素。
2014(4):83-89.
摘要:
土地制度变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环节和重要领域改革，也是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重要支撑。巨型社会和大国治理模式、单一体制和垂直控制机制、土地公有和双轨运行的所有体制、政府引导的快速城镇化进程等，是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土地制度变革的现实基础和基本依据。当前土地制度和管理实践中存在国有土地使用权到期后的处分不明确、集体土地使用者的产权地位不平等、土地和房产的税制结构不尽合理、地方政府高度依赖土地出让收入等问题，应当遵循“完善土地要素市场和加强土地资源、资产、调控管理”的“一体三维”框架，协调有序推进土地制度变革。
土地制度变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环节和重要领域改革，也是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重要支撑。巨型社会和大国治理模式、单一体制和垂直控制机制、土地公有和双轨运行的所有体制、政府引导的快速城镇化进程等，是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土地制度变革的现实基础和基本依据。当前土地制度和管理实践中存在国有土地使用权到期后的处分不明确、集体土地使用者的产权地位不平等、土地和房产的税制结构不尽合理、地方政府高度依赖土地出让收入等问题，应当遵循“完善土地要素市场和加强土地资源、资产、调控管理”的“一体三维”框架，协调有序推进土地制度变革。
2014(4):90-94.
摘要:
目前，中国转基因食品标识目录过于狭窄，标识制度的执行和监管以及食品标签内容存在欠缺；在转基因食品的信息传播方面，有些媒体在传播有关信息时存在偏差，加上公众对转基因食品的认知能力较差，公众对转基因食品普遍存在恐惧感。这些都影响了公众在转基因食品上做出自由的、理性的选择。在转基因食品销售中，为保障和实现公众的知情权和选择权，要严格执行转基因食品标识制度，改进标识方式和内容；专家、科普工作者和媒体要站在客观立场上向公众传播转基因食品技术和知识，要注重双向互动和沟通交流，并根据不同的社会文化环境进行有针对性地传播。
目前，中国转基因食品标识目录过于狭窄，标识制度的执行和监管以及食品标签内容存在欠缺；在转基因食品的信息传播方面，有些媒体在传播有关信息时存在偏差，加上公众对转基因食品的认知能力较差，公众对转基因食品普遍存在恐惧感。这些都影响了公众在转基因食品上做出自由的、理性的选择。在转基因食品销售中，为保障和实现公众的知情权和选择权，要严格执行转基因食品标识制度，改进标识方式和内容；专家、科普工作者和媒体要站在客观立场上向公众传播转基因食品技术和知识，要注重双向互动和沟通交流，并根据不同的社会文化环境进行有针对性地传播。
15 社区矫正制度的三大根基
2014(4):95-100.
摘要:
社区矫正制度根基有三：一是社区及功能理论，二是新派理论，即刑事实证学派社会责任理论，三是刑事理性。社区矫正的事实基础在社区，社区的教化功能是矫正得以顺利实现的保障。现阶段中国自上而下的政府主导、组织、协调，社区参与、矫治、帮扶的矫正模式，既符合中国国情，也符合社区矫正自身演变的轨迹。新派理论主张通过矫正实现对犯罪的预防，在犯罪处理对策上注重将刑法刑事政策化，其与社区矫正之间是根与叶的关系，后者生发于前者。刑事理性把人当成人与使人成为人的观念影响着社区矫正的正确走向，是社区矫正的价值归属。
社区矫正制度根基有三：一是社区及功能理论，二是新派理论，即刑事实证学派社会责任理论，三是刑事理性。社区矫正的事实基础在社区，社区的教化功能是矫正得以顺利实现的保障。现阶段中国自上而下的政府主导、组织、协调，社区参与、矫治、帮扶的矫正模式，既符合中国国情，也符合社区矫正自身演变的轨迹。新派理论主张通过矫正实现对犯罪的预防，在犯罪处理对策上注重将刑法刑事政策化，其与社区矫正之间是根与叶的关系，后者生发于前者。刑事理性把人当成人与使人成为人的观念影响着社区矫正的正确走向，是社区矫正的价值归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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