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第4期文章目次
2015(4):1-7.
摘要:
采用随机前沿生产函数的方法，利用2014年对山东肥城有机菜花投入产出的调研数据，实证分析了农户种植有机菜花的生产技术效率及其影响因素，并基于种植规模分析了不同地区生产技术效率的差别，以及不同投入要素对有机菜花生产的贡献。结果表明：有机菜花的实际产出水平与前沿产出水平存在差异，生产技术效率水平有待提高；户主受教育年限、家庭从事有机农业生产的年限、有机农业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例、种植规模和区域都是影响有机菜花生产技术的因素；传统的家庭小规模分散经营方式是造成有机菜花生产技术效率损失的主要因素；物质费用投入、其他费用、劳动力和土地等要素投入与有机菜花的产量正相关，劳动力的产出弹性最大。
采用随机前沿生产函数的方法，利用2014年对山东肥城有机菜花投入产出的调研数据，实证分析了农户种植有机菜花的生产技术效率及其影响因素，并基于种植规模分析了不同地区生产技术效率的差别，以及不同投入要素对有机菜花生产的贡献。结果表明：有机菜花的实际产出水平与前沿产出水平存在差异，生产技术效率水平有待提高；户主受教育年限、家庭从事有机农业生产的年限、有机农业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例、种植规模和区域都是影响有机菜花生产技术的因素；传统的家庭小规模分散经营方式是造成有机菜花生产技术效率损失的主要因素；物质费用投入、其他费用、劳动力和土地等要素投入与有机菜花的产量正相关，劳动力的产出弹性最大。
2015(4):8-15.
摘要:
基于2005—2014年大蒜价格波动的月度数据，采用CF滤波分析大蒜价格的波动特征，并选取货币供给、成本消耗、气象灾害及替代品价格变量构建VAR模型分析大蒜价格变动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大蒜价格波动具有显著的季节性，在2009年4月—2011年10月，大蒜价格发生了异常波动；从大蒜价格波动的脉冲响应函数看，货币供给、成本消耗、气象灾害的正冲击会对大蒜价格产生较大的正负两方面影响，反映出中国大蒜市场的效率不高、信息传导不通畅、调节机制不完善；从大蒜价格波动的方差分解看，在不考虑大蒜价格自身影响的前提下，货币供给对大蒜价格波动的影响最大，其次是成本消耗和气象灾害，而替代品价格的影响最小。
基于2005—2014年大蒜价格波动的月度数据，采用CF滤波分析大蒜价格的波动特征，并选取货币供给、成本消耗、气象灾害及替代品价格变量构建VAR模型分析大蒜价格变动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大蒜价格波动具有显著的季节性，在2009年4月—2011年10月，大蒜价格发生了异常波动；从大蒜价格波动的脉冲响应函数看，货币供给、成本消耗、气象灾害的正冲击会对大蒜价格产生较大的正负两方面影响，反映出中国大蒜市场的效率不高、信息传导不通畅、调节机制不完善；从大蒜价格波动的方差分解看，在不考虑大蒜价格自身影响的前提下，货币供给对大蒜价格波动的影响最大，其次是成本消耗和气象灾害，而替代品价格的影响最小。
2015(4):16-22.
摘要:
为探析西北民族地区农村资金配置效率，基于新疆2000—2013年的数据，运用DEA模型进行评价，结果表明：农村资金配置的纯技术效率值始终处在较优的水平上，总体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的平均水平较高，但在2010年以后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并表现出规模报酬递减。运用Tobit模型对农村资金配置效率的影响因素进行相关性分析发现：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和农村金融市场交易频率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是导致农村资金配置效率低的主要原因；农村社会福利和农村金融规模发展水平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农村人力资本水平的影响不显著。
为探析西北民族地区农村资金配置效率，基于新疆2000—2013年的数据，运用DEA模型进行评价，结果表明：农村资金配置的纯技术效率值始终处在较优的水平上，总体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的平均水平较高，但在2010年以后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并表现出规模报酬递减。运用Tobit模型对农村资金配置效率的影响因素进行相关性分析发现：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和农村金融市场交易频率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是导致农村资金配置效率低的主要原因；农村社会福利和农村金融规模发展水平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农村人力资本水平的影响不显著。
2015(4):23-29.
摘要:
基于泰安市220份农户调查问卷数据，从户主特征、家庭特征、认知特征、贷款特征、国家政策五个方面选取13个变量，运用Logistic-ISM模型对农户信贷可得性的影响因素及其层次结构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农户家庭收入水平、收入来源、借贷经验、贷款公平性以及金融机构对贷款申请人的资格条件限定等对农户信贷可得性有显著正向影响；贷款额度、贷款用途对农户信贷可得性有显著负向影响。分析影响因素的层次结构，金融机构对贷款申请人的资格条件限定是表层直接因素，农户家庭收入水平、借贷经验、贷款额度和贷款用途是中间层因素，农户收入来源、贷款公平性以及国家的优惠政策是深层根源因素。
基于泰安市220份农户调查问卷数据，从户主特征、家庭特征、认知特征、贷款特征、国家政策五个方面选取13个变量，运用Logistic-ISM模型对农户信贷可得性的影响因素及其层次结构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农户家庭收入水平、收入来源、借贷经验、贷款公平性以及金融机构对贷款申请人的资格条件限定等对农户信贷可得性有显著正向影响；贷款额度、贷款用途对农户信贷可得性有显著负向影响。分析影响因素的层次结构，金融机构对贷款申请人的资格条件限定是表层直接因素，农户家庭收入水平、借贷经验、贷款额度和贷款用途是中间层因素，农户收入来源、贷款公平性以及国家的优惠政策是深层根源因素。
2015(4):30-34.
摘要:
基于全国21个省69个县219个村4 719份农户抽样调查数据，分析了农户种粮规模行为趋势，发现种粮户户主老龄化趋势严重，农户粮食作物种植面积有下降趋势，经济作物种植面积上升趋势明显，经济作物单位面积收益显著大于粮食作物。从户主个体特征、农户资源禀赋、其他各项收入、种粮补贴等方面选取15个变量，采用Logit模型分析农户种粮面积变化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资源禀赋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经济作物收入与自营工商业收入有负向影响，农户打工收入的影响并不显著，种粮补贴有正向的影响，但边际刺激作用并不是很大。
基于全国21个省69个县219个村4 719份农户抽样调查数据，分析了农户种粮规模行为趋势，发现种粮户户主老龄化趋势严重，农户粮食作物种植面积有下降趋势，经济作物种植面积上升趋势明显，经济作物单位面积收益显著大于粮食作物。从户主个体特征、农户资源禀赋、其他各项收入、种粮补贴等方面选取15个变量，采用Logit模型分析农户种粮面积变化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资源禀赋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经济作物收入与自营工商业收入有负向影响，农户打工收入的影响并不显著，种粮补贴有正向的影响，但边际刺激作用并不是很大。
2015(4):35-41.
摘要:
基于鄱阳湖生态经济区398份农户调查数据，从人口统计变量、认知因素、情境因素、信念因素等四个维度对农户低碳能源消费进行聚类分析，探讨族群间差异及群内共性。结果表明：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农户可细分为消极型、中间型和积极型3类低碳能源消费族群；族群间存在明显的异质性，女性、年轻、受教育程度高的被调查者和家庭规模较小、收入低、儿童多的农户多为积极型低碳能源消费群体，家庭结构是影响农户能源消费的重要因素。进一步的研究表明，不同政策工具对3类农户低碳能源消费行为均存在正向且较弱的作用，对积极型农户族群的效果最明显，再是消极型、中间型族群。
基于鄱阳湖生态经济区398份农户调查数据，从人口统计变量、认知因素、情境因素、信念因素等四个维度对农户低碳能源消费进行聚类分析，探讨族群间差异及群内共性。结果表明：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农户可细分为消极型、中间型和积极型3类低碳能源消费族群；族群间存在明显的异质性，女性、年轻、受教育程度高的被调查者和家庭规模较小、收入低、儿童多的农户多为积极型低碳能源消费群体，家庭结构是影响农户能源消费的重要因素。进一步的研究表明，不同政策工具对3类农户低碳能源消费行为均存在正向且较弱的作用，对积极型农户族群的效果最明显，再是消极型、中间型族群。
2015(4):42-47.
摘要:
基于福建省南靖和古田县241份农户的调查数据，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实证分析了农业新技术扩散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信息传播和农推机构服务的正向影响显著；政策环境和市场环境直接影响不显著，但可以通过农推机构和信息传播对农业新技术扩散产生间接的影响；基础设施和投资成本的影响并不显著。
基于福建省南靖和古田县241份农户的调查数据，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实证分析了农业新技术扩散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信息传播和农推机构服务的正向影响显著；政策环境和市场环境直接影响不显著，但可以通过农推机构和信息传播对农业新技术扩散产生间接的影响；基础设施和投资成本的影响并不显著。
2015(4):48-55.
摘要:
基于鲁东地区A村烟草种植大户雇工的典型考察发现，农业生产中雇佣关系的维持离不开农村社会人情与利益的支持，雇佣关系呈现一种“权宜理性”。与经济理性不同，“权宜理性”存在不同形态，随着时间、场域和对象的变化而变化。雇主在面对熟人时，往往强调雇主与雇工之间关系的远近，用关系拴住雇工；雇主在面对外村人或者陌生人时，则强调经济利益，用经济利益来维持彼此之间的合作关系。在雇佣关系的场域中，权宜理性是有范围和边界的，其实质是社会关系的再平衡。
基于鲁东地区A村烟草种植大户雇工的典型考察发现，农业生产中雇佣关系的维持离不开农村社会人情与利益的支持，雇佣关系呈现一种“权宜理性”。与经济理性不同，“权宜理性”存在不同形态，随着时间、场域和对象的变化而变化。雇主在面对熟人时，往往强调雇主与雇工之间关系的远近，用关系拴住雇工；雇主在面对外村人或者陌生人时，则强调经济利益，用经济利益来维持彼此之间的合作关系。在雇佣关系的场域中，权宜理性是有范围和边界的，其实质是社会关系的再平衡。
2015(4):56-61.
摘要:
基于山东省389份农民问卷调查数据，运用有序Logit模型，实证分析了农民科技培训的效用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科技培训的效用显著，当农民的参与度提升一个等级时，他们在生产中应用培训所获得技术的机率增加1.268倍。不同类型科技培训的效用存在差异性，与村集体组织的培训相比，行业协会、农业类高校(研究机构)培训的效用更明显，后者可使农民在生产中应用的机率分别增加0.784倍和3.49倍。
基于山东省389份农民问卷调查数据，运用有序Logit模型，实证分析了农民科技培训的效用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科技培训的效用显著，当农民的参与度提升一个等级时，他们在生产中应用培训所获得技术的机率增加1.268倍。不同类型科技培训的效用存在差异性，与村集体组织的培训相比，行业协会、农业类高校(研究机构)培训的效用更明显，后者可使农民在生产中应用的机率分别增加0.784倍和3.49倍。
2015(4):62-65.
摘要:
基于2014年湖南省长株潭地区346份问卷调查数据，运用二元logistic模型实证分析了农村老年人机构养老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年龄、婚姻、居住状况、月收入水平正向影响显著。年龄每增加一岁，农村老年人愿意入住机构养老的可能性增大1.060倍；月收入水平每上升一个层次，愿意入住的可能性增大2.003倍。子女数变量负向影响显著。性别、文化水平、自评健康状况变量影响不显著。
基于2014年湖南省长株潭地区346份问卷调查数据，运用二元logistic模型实证分析了农村老年人机构养老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年龄、婚姻、居住状况、月收入水平正向影响显著。年龄每增加一岁，农村老年人愿意入住机构养老的可能性增大1.060倍；月收入水平每上升一个层次，愿意入住的可能性增大2.003倍。子女数变量负向影响显著。性别、文化水平、自评健康状况变量影响不显著。
2015(4):66-74.
摘要:
农民工市民化是指农民工与城市户籍居民享有同等的福利待遇，即农民工的同城化，城市给农民工提供教育、医疗、公共卫生、就业扶持、社会保障和保障性住房等方面的公共服务，其实质是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过程。基于广东省G市2013年以来公共服务的相关标准，测算出农民工市民化所需要投入教育、医疗、公共卫生、就业扶持、社会保障和保障性住房等方面的人均公共服务成本约为15.7万元，每年需要增加财政支出979.5万元。有效解决农民工市民化公共服务成本巨大，是市财政难以承受的难题，关键在于“缩差”、“分类”与“并轨”结合，建构农民工市民化公共成本分担机制，即建立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市场和个人共同承担的多元化成本分担机制。
农民工市民化是指农民工与城市户籍居民享有同等的福利待遇，即农民工的同城化，城市给农民工提供教育、医疗、公共卫生、就业扶持、社会保障和保障性住房等方面的公共服务，其实质是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过程。基于广东省G市2013年以来公共服务的相关标准，测算出农民工市民化所需要投入教育、医疗、公共卫生、就业扶持、社会保障和保障性住房等方面的人均公共服务成本约为15.7万元，每年需要增加财政支出979.5万元。有效解决农民工市民化公共服务成本巨大，是市财政难以承受的难题，关键在于“缩差”、“分类”与“并轨”结合，建构农民工市民化公共成本分担机制，即建立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市场和个人共同承担的多元化成本分担机制。
2015(4):75-81.
摘要:
当前政府主导的农村社区公共产品“供给驱动”模式存在诸多缺陷，包括资金约束导致供给总量不足；自上而下的决策方式诱致供需脱节；政府一次性“资金输入”导致日常维护不力。混合型供给的“需求引导”模式将社会力量、市场机制和政府行政动员密切结合，将决策权赋予村民以及相关的民间组织，在市场原则激励和引导下，以政府的行政动员作为辅助，促进农村社区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代表两种供给模式的贵州Q村、山东B村的村级道路建设效果案例比较表明，农村社区公共产品供给不可能依靠“供给驱动”模式下的单一供给主体实现，可行的选择是建构政府、市场、社会力量多方参与的“需求引导”模式。由“供给驱动”向“需求引导”模式转型须打破政府垄断供给局面，引入市场机制，推进民主决策。
当前政府主导的农村社区公共产品“供给驱动”模式存在诸多缺陷，包括资金约束导致供给总量不足；自上而下的决策方式诱致供需脱节；政府一次性“资金输入”导致日常维护不力。混合型供给的“需求引导”模式将社会力量、市场机制和政府行政动员密切结合，将决策权赋予村民以及相关的民间组织，在市场原则激励和引导下，以政府的行政动员作为辅助，促进农村社区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代表两种供给模式的贵州Q村、山东B村的村级道路建设效果案例比较表明，农村社区公共产品供给不可能依靠“供给驱动”模式下的单一供给主体实现，可行的选择是建构政府、市场、社会力量多方参与的“需求引导”模式。由“供给驱动”向“需求引导”模式转型须打破政府垄断供给局面，引入市场机制，推进民主决策。
2015(4):82-87.
摘要:
基于陕西D村的个案研究表明：以自然村为单位的传统文化活动，包括庙事、社火、红白事等活动。这些活动不仅能培养村庄集体认同和行动能力，凝聚村庄社会资本，充实村庄治理资源，而且能构建乡村精英生产机制，满足村民精神文化需求，有效推动乡村文化建设和治理结构优化。D村传统文化活动及其治理功能具有以下重要启示：乡村文化建设必须适应当地的社会结构；乡村文化的持续发展需要一定的民间组织和本土人才保障；现代乡村文化的培育必须根植于当地历史文化传统。
基于陕西D村的个案研究表明：以自然村为单位的传统文化活动，包括庙事、社火、红白事等活动。这些活动不仅能培养村庄集体认同和行动能力，凝聚村庄社会资本，充实村庄治理资源，而且能构建乡村精英生产机制，满足村民精神文化需求，有效推动乡村文化建设和治理结构优化。D村传统文化活动及其治理功能具有以下重要启示：乡村文化建设必须适应当地的社会结构；乡村文化的持续发展需要一定的民间组织和本土人才保障；现代乡村文化的培育必须根植于当地历史文化传统。
2015(4):88-92.
摘要:
运用社会资本理论对四川L村修路案例的分析表明：农村公共品的高效供给关键在于尊重社会资本，而权利与义务对应、明晰各户责任、避免人为因素影响、遵守社区规范有利于充分发挥社会资本作用；而第三方作为项目的授权者、协调者和培训指导者对撬动社会资本起着关键的杠杆作用。改变原有农村公共品自上而下的低效供给，有必要借鉴L村修路案例选择恰当的第三方、对社区充分授权和尊重社区规范的成功经验。
运用社会资本理论对四川L村修路案例的分析表明：农村公共品的高效供给关键在于尊重社会资本，而权利与义务对应、明晰各户责任、避免人为因素影响、遵守社区规范有利于充分发挥社会资本作用；而第三方作为项目的授权者、协调者和培训指导者对撬动社会资本起着关键的杠杆作用。改变原有农村公共品自上而下的低效供给，有必要借鉴L村修路案例选择恰当的第三方、对社区充分授权和尊重社区规范的成功经验。
2015(4):93-97.
摘要:
基于1986—2014年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收录的239篇学术期刊论文的分析表明：高等教育生态研究是通过借鉴生态学的理论探讨高等教育生态系统的理论建构与现实问题；广西师范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厦门大学等研究机构在中国高等教育生态研究方面居于领先地位；各类课题产生的研究文献偏少；其研究方向和内容主要集中于高等教育生态理论、高等教育一般生态问题、高等教育区域生态、远程高等教育生态、国外高等教育生态研究等方面。中国高等教育生态学尚处于起步阶段，还存在诸多不足和问题，提高研究质量、明晰研究问题、完善学科理论体系是后续研究努力的方向。
基于1986—2014年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收录的239篇学术期刊论文的分析表明：高等教育生态研究是通过借鉴生态学的理论探讨高等教育生态系统的理论建构与现实问题；广西师范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厦门大学等研究机构在中国高等教育生态研究方面居于领先地位；各类课题产生的研究文献偏少；其研究方向和内容主要集中于高等教育生态理论、高等教育一般生态问题、高等教育区域生态、远程高等教育生态、国外高等教育生态研究等方面。中国高等教育生态学尚处于起步阶段，还存在诸多不足和问题，提高研究质量、明晰研究问题、完善学科理论体系是后续研究努力的方向。
2015(4):98-102.
摘要:
传统蒙学历史悠久，流传下来的诸多经典内容形成了自身所特有的启蒙教育特点，对当代儿童教育有着非常重要的启示作用。在教材方面，经典蒙学教材不仅注重识字常识的启蒙，而且注重伦理道德的教育和儿童心理的特征；在教法方面，吟咏背诵作为蒙学教学特色之一，为幼儿的听说读写打下了坚实基础；同时，传统蒙学还充分重视儿童兴趣志向的激发，因势利导地帮助幼儿形成知行合一的好习惯。基于传统蒙学教材、教法上的特色，传统蒙学给当代儿童教育带来了三点启示：一是重拾经典教材，利用传统文化的宝贵载体；二是重视方法迁移，传承传统蒙学的先进经验；三是回归家庭教育，坚守儿童蒙养的首要阵地。
传统蒙学历史悠久，流传下来的诸多经典内容形成了自身所特有的启蒙教育特点，对当代儿童教育有着非常重要的启示作用。在教材方面，经典蒙学教材不仅注重识字常识的启蒙，而且注重伦理道德的教育和儿童心理的特征；在教法方面，吟咏背诵作为蒙学教学特色之一，为幼儿的听说读写打下了坚实基础；同时，传统蒙学还充分重视儿童兴趣志向的激发，因势利导地帮助幼儿形成知行合一的好习惯。基于传统蒙学教材、教法上的特色，传统蒙学给当代儿童教育带来了三点启示：一是重拾经典教材，利用传统文化的宝贵载体；二是重视方法迁移，传承传统蒙学的先进经验；三是回归家庭教育，坚守儿童蒙养的首要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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