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第5期文章目次
2015(5):1-3.
摘要:
黄正泉教授的《文化生态学》把人作为文化生态学的逻辑起点，是有理论根据并符合马克思主义原理的。正是人的需要的异化导致了生态危机即反文化生态现象的存在。文化生态问题是当前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说到底是一个文化的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建立在中华民族优良传统文化的基础上。中华民族要有强势的文化生态和文化心态，树立起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强的意识。
黄正泉教授的《文化生态学》把人作为文化生态学的逻辑起点，是有理论根据并符合马克思主义原理的。正是人的需要的异化导致了生态危机即反文化生态现象的存在。文化生态问题是当前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说到底是一个文化的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建立在中华民族优良传统文化的基础上。中华民族要有强势的文化生态和文化心态，树立起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强的意识。
2015(5):4-8.
摘要:
黄正泉教授在其《文化生态学》中提出了很多值得认真思考、且对当前国家生态文明建设有着积极意义的命题。文化生态学是人类最高智慧，文化生态的转折根本在于人的“欲”与“理”能否制衡，在于传承人类思想和文化的教育作用的发挥。只有从文化生态的龙头——教育把好关，才能扭转当下人们错误的思想认识和价值观念，切实走出文化“最大腐败”的恶性循环。具体可从三方面展开：一是教育对象层面需把学生当作人；二是教育目标层面需培养学生成为他自己；三是教育实践层面把学校设计成人性养成的场所。
黄正泉教授在其《文化生态学》中提出了很多值得认真思考、且对当前国家生态文明建设有着积极意义的命题。文化生态学是人类最高智慧，文化生态的转折根本在于人的“欲”与“理”能否制衡，在于传承人类思想和文化的教育作用的发挥。只有从文化生态的龙头——教育把好关，才能扭转当下人们错误的思想认识和价值观念，切实走出文化“最大腐败”的恶性循环。具体可从三方面展开：一是教育对象层面需把学生当作人；二是教育目标层面需培养学生成为他自己；三是教育实践层面把学校设计成人性养成的场所。
2015(5):9-11.
摘要:
黄正泉教授在其著作《文化生态学》中，善于从日常生活和学术汪洋中，凭着天赋创新性地界定或赋予自己冥冥之中感悟到的有关文化生态的各种概念和思想，并以人自己的存在为基点，阐述文化生态的动态发展和运行状态，构建了一个独特的文化生态学体系。
黄正泉教授在其著作《文化生态学》中，善于从日常生活和学术汪洋中，凭着天赋创新性地界定或赋予自己冥冥之中感悟到的有关文化生态的各种概念和思想，并以人自己的存在为基点，阐述文化生态的动态发展和运行状态，构建了一个独特的文化生态学体系。
2015(5):12-27.
摘要:
基于辽宁省辽阳县和贵州省5个县的545份农户农地流转调查数据，从经济、关系、习俗、文化等方面选取8个变量，运用Logistic模型分析了农户在土地流转时选择口头契约、书面契约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经济、关系、习俗与文化显著影响农户书面契约、口头契约的选择；租金越高越倾向于选择书面契约，原始关系越密切越倾向于选择口头契约，农户选择契约时倾向于与村集体大部分人保持一致，受教育程度越高、受传统行为影响越小越倾向于选择书面契约。经济、关系、习俗与文化分别对应理论上的风险、交易成本与行为认知，农户行为是此多要素的均衡产出，具有其合理性。
基于辽宁省辽阳县和贵州省5个县的545份农户农地流转调查数据，从经济、关系、习俗、文化等方面选取8个变量，运用Logistic模型分析了农户在土地流转时选择口头契约、书面契约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经济、关系、习俗与文化显著影响农户书面契约、口头契约的选择；租金越高越倾向于选择书面契约，原始关系越密切越倾向于选择口头契约，农户选择契约时倾向于与村集体大部分人保持一致，受教育程度越高、受传统行为影响越小越倾向于选择书面契约。经济、关系、习俗与文化分别对应理论上的风险、交易成本与行为认知，农户行为是此多要素的均衡产出，具有其合理性。
2015(5):18-24.
摘要:
基于江西省35个县(区)1 080份创业农民调查数据，从个体特征、家庭特征和创业环境等方面选取11个变量，采用多元logistic回归模型对农民创业地域选择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个体特征和资源禀赋对农民创业地域选择的影响最显著；社会资本、金融服务和政策支持等对农民创业地域选择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年龄越大、越保守、家庭人均年收入越低的农民越有可能选择在本村创业；文化程度高的女性更有可能到村外创业；家庭有老人或未成年人的男性倾向于在村外创业；与政府工作人员有联系的农民更有可能在乡镇范围内创业；资源禀赋越好，农民越有可能在本村创业；金融服务越好，女性越有可能选择在乡镇范围内创业。
基于江西省35个县(区)1 080份创业农民调查数据，从个体特征、家庭特征和创业环境等方面选取11个变量，采用多元logistic回归模型对农民创业地域选择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个体特征和资源禀赋对农民创业地域选择的影响最显著；社会资本、金融服务和政策支持等对农民创业地域选择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年龄越大、越保守、家庭人均年收入越低的农民越有可能选择在本村创业；文化程度高的女性更有可能到村外创业；家庭有老人或未成年人的男性倾向于在村外创业；与政府工作人员有联系的农民更有可能在乡镇范围内创业；资源禀赋越好，农民越有可能在本村创业；金融服务越好，女性越有可能选择在乡镇范围内创业。
2015(5):25-33.
摘要:
基于转型经济学理论、社会资本理论、生态经济学理论和制度经济学理论，从村落经济的市场化、开放性、现代化和集约化方面选取指标构建洞庭湖区村落经济转型发展水平的评价体系。以湘阴县白泥湖乡楠竹山村为个案分析表明：其经济转型发展水平与目标状态还存在不小的差距；村落经济微观层面还大量存在计划经济成分，湖区村民在生产、消费、流通等领域尚未完成从计划到市场的转型；村落经济开放度、集约化程度不高，村落产业结构、村民知识化水平与村落经济现代化发展不相适应，推动村落经济转型的关键在于推动传统产业向现代产业、传统村民向现代村民转型。
基于转型经济学理论、社会资本理论、生态经济学理论和制度经济学理论，从村落经济的市场化、开放性、现代化和集约化方面选取指标构建洞庭湖区村落经济转型发展水平的评价体系。以湘阴县白泥湖乡楠竹山村为个案分析表明：其经济转型发展水平与目标状态还存在不小的差距；村落经济微观层面还大量存在计划经济成分，湖区村民在生产、消费、流通等领域尚未完成从计划到市场的转型；村落经济开放度、集约化程度不高，村落产业结构、村民知识化水平与村落经济现代化发展不相适应，推动村落经济转型的关键在于推动传统产业向现代产业、传统村民向现代村民转型。
2015(5):34-39.
摘要:
按国内大豆和棉花2014年1-4月的平均价格、国际平均价格、2012年的总产量，设定目标价格补贴为420元和3 657元，利用可计算一般均衡GTAP模型，计算中国在目标价格政策实施初期取消对大豆和棉花的临时收储转而实行目标价格补贴的过程中，按照种植面积补贴和产量补贴分别对产量、价格和进口量的影响，结果表明：目标价格补贴政策能够刺激生产，使得产量增加、国内市场价格下降、进口减少；与按照面积补贴相比，按照产量补贴对增产的刺激作用更大。
按国内大豆和棉花2014年1-4月的平均价格、国际平均价格、2012年的总产量，设定目标价格补贴为420元和3 657元，利用可计算一般均衡GTAP模型，计算中国在目标价格政策实施初期取消对大豆和棉花的临时收储转而实行目标价格补贴的过程中，按照种植面积补贴和产量补贴分别对产量、价格和进口量的影响，结果表明：目标价格补贴政策能够刺激生产，使得产量增加、国内市场价格下降、进口减少；与按照面积补贴相比，按照产量补贴对增产的刺激作用更大。
2015(5):40-45.
摘要:
人情与利益关系互嵌所形成的信任合作机制能帮助小城镇企业减少各类信息成本和交易成本，推动地方政府对私营企业的政策支持，为当地企业与民众之间建立稳定的雇佣关系提供保障，促进企业在初期发展中的快速成长。同时，人情关系与经济利益关系互嵌的不断强化，逐渐形成一个稳固的经济社会共同体，企业经营者等地方精英利用这种人情和利益“互嵌”的关系模式，消解了政府的环境监管职能，遏制了居民的环境抗争意识与举动，最终导致乡镇工业陷入“经济越发展，环境污染越严重”的怪圈。
人情与利益关系互嵌所形成的信任合作机制能帮助小城镇企业减少各类信息成本和交易成本，推动地方政府对私营企业的政策支持，为当地企业与民众之间建立稳定的雇佣关系提供保障，促进企业在初期发展中的快速成长。同时，人情关系与经济利益关系互嵌的不断强化，逐渐形成一个稳固的经济社会共同体，企业经营者等地方精英利用这种人情和利益“互嵌”的关系模式，消解了政府的环境监管职能，遏制了居民的环境抗争意识与举动，最终导致乡镇工业陷入“经济越发展，环境污染越严重”的怪圈。
2015(5):46-51.
摘要:
以闽南T村水库建设博弈为典型个案，描述分化了的村庄政治、经济、宗族精英在农村公共事件中相互角力的过程，并从制度主义与理性选择视角分析了村庄权力运行的利益化趋势及其多重效应：权力的利益网络构成农村庄权力合法性的基础，村庄精英和村民因利益的不同而发生分化，并重新以利益为纽带结成联盟，采取一系列策略追逐利益。权力的利益网络在强化村民经济理性的同时，也对村庄秩序整合有潜在的建设性作用。权力利益网络仍然交织着面子、人情、宗族等传统社会关联。
以闽南T村水库建设博弈为典型个案，描述分化了的村庄政治、经济、宗族精英在农村公共事件中相互角力的过程，并从制度主义与理性选择视角分析了村庄权力运行的利益化趋势及其多重效应：权力的利益网络构成农村庄权力合法性的基础，村庄精英和村民因利益的不同而发生分化，并重新以利益为纽带结成联盟，采取一系列策略追逐利益。权力的利益网络在强化村民经济理性的同时，也对村庄秩序整合有潜在的建设性作用。权力利益网络仍然交织着面子、人情、宗族等传统社会关联。
2015(5):52-58.
摘要:
城市对新生代农民工来说，是他们的想像共同体：相对他们的父辈，新生代农民工更加渴望生活在工作的城市里，追求更好的发展机会，拥有市民的正式身份，如今他们社会关系、社会资源、社会记忆的变化，意味着他们想成为“城里人”。但是城市很难成为这一“共同体”的承载者，文化认同的困境、身份认同的困惑、未来认同的模糊造成了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之间出现了建构的差异。因此，需要进行社会整合，推动其他阶层与新生代农民工一起构建“城市共同体”，提供社会认同。
城市对新生代农民工来说，是他们的想像共同体：相对他们的父辈，新生代农民工更加渴望生活在工作的城市里，追求更好的发展机会，拥有市民的正式身份，如今他们社会关系、社会资源、社会记忆的变化，意味着他们想成为“城里人”。但是城市很难成为这一“共同体”的承载者，文化认同的困境、身份认同的困惑、未来认同的模糊造成了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之间出现了建构的差异。因此，需要进行社会整合，推动其他阶层与新生代农民工一起构建“城市共同体”，提供社会认同。
2015(5):59-65.
摘要:
利用珠三角和长三角的19个城市4 152名农民工调查数据，从7个维度48项指标全面比较劳务派遣农民工和非劳务派遣农民工的就业质量差异。两个群体的就业质量有34项指标差别不明显，14项指标存在显著差异。与非劳务派遣农民工相比，劳务派遣农民工并未出现“同工不同酬”、“劳动保护较差”、“社会保障较低”、“工作稳定性差”等现象；对合同签订、产假工资、医疗保险、培训经历、合同协商比例、工作满意度较高，但也存在遭受更严重的工资扣罚、工会参与机会更少、职业发展空间小等问题。
利用珠三角和长三角的19个城市4 152名农民工调查数据，从7个维度48项指标全面比较劳务派遣农民工和非劳务派遣农民工的就业质量差异。两个群体的就业质量有34项指标差别不明显，14项指标存在显著差异。与非劳务派遣农民工相比，劳务派遣农民工并未出现“同工不同酬”、“劳动保护较差”、“社会保障较低”、“工作稳定性差”等现象；对合同签订、产假工资、医疗保险、培训经历、合同协商比例、工作满意度较高，但也存在遭受更严重的工资扣罚、工会参与机会更少、职业发展空间小等问题。
2015(5):66-71.
摘要:
基于新疆6个地州维吾尔族农民的701份调查问卷数据，运用有序Probit模型分析社会关系、就业帮扶和务工信心等非经济因素对维吾尔族农民外出务工意愿的影响。结果表明：社会关系中的是否有亲戚、朋友、老乡在城镇务工和城乡生活习惯是否接近变量，就业帮扶中的就业信息指导、技能培训变量，务工信心中的务工技能、语言沟通变量等，显著影响农民外出务工意愿；配偶是否在城镇务工、城市是否有较多本民族同胞、住房、子女就学、医疗与失业保障、人身安全保障、文化知识、务工经验、就业风险态度和找工作的难易程度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
基于新疆6个地州维吾尔族农民的701份调查问卷数据，运用有序Probit模型分析社会关系、就业帮扶和务工信心等非经济因素对维吾尔族农民外出务工意愿的影响。结果表明：社会关系中的是否有亲戚、朋友、老乡在城镇务工和城乡生活习惯是否接近变量，就业帮扶中的就业信息指导、技能培训变量，务工信心中的务工技能、语言沟通变量等，显著影响农民外出务工意愿；配偶是否在城镇务工、城市是否有较多本民族同胞、住房、子女就学、医疗与失业保障、人身安全保障、文化知识、务工经验、就业风险态度和找工作的难易程度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
2015(5):72-76.
摘要:
基于江西320名5~12岁学龄期儿童问卷调查数据，运用二元logistic回归方法，实证分析农村儿童零食消费行为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祖父母和母亲是购买儿童零食的主要成员，20.3%的儿童自己购买零食。儿童选择购买渠道具有随意性，易于在安全问题高发的小卖部或路边摊购买零食。儿童频繁消费的零食排名前五位是饮料、蛋糕/派类、糖果、乳制品和火腿肠类。家长对零食的喜好、父亲文化程度、儿童年龄和儿童是否自己购买显著正向影响儿童频繁食用零食，家长对零食安全的满意度和对“三高”食品的限制程度具有负向影响。
基于江西320名5~12岁学龄期儿童问卷调查数据，运用二元logistic回归方法，实证分析农村儿童零食消费行为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祖父母和母亲是购买儿童零食的主要成员，20.3%的儿童自己购买零食。儿童选择购买渠道具有随意性，易于在安全问题高发的小卖部或路边摊购买零食。儿童频繁消费的零食排名前五位是饮料、蛋糕/派类、糖果、乳制品和火腿肠类。家长对零食的喜好、父亲文化程度、儿童年龄和儿童是否自己购买显著正向影响儿童频繁食用零食，家长对零食安全的满意度和对“三高”食品的限制程度具有负向影响。
2015(5):77-81.
摘要:
基于长沙市465位失地农民的实地调查数据，运用Logistic模型，从个人、家庭及制度层面实证分析影响失地农民社会养老保险参保意愿的主要因素。结果表明，年龄、文化程度、健康状况、家庭经济状况、参保手续复杂程度等因素具有正向影响；性别、家庭子女数量、政府提供缴纳补贴预期、对失地农民养老保险的了解程度和个人缴费金额等因素具有负向影响；养老方式的选择和缴费方式影响不显著。
基于长沙市465位失地农民的实地调查数据，运用Logistic模型，从个人、家庭及制度层面实证分析影响失地农民社会养老保险参保意愿的主要因素。结果表明，年龄、文化程度、健康状况、家庭经济状况、参保手续复杂程度等因素具有正向影响；性别、家庭子女数量、政府提供缴纳补贴预期、对失地农民养老保险的了解程度和个人缴费金额等因素具有负向影响；养老方式的选择和缴费方式影响不显著。
2015(5):82-89.
摘要:
基于涵盖农村道路、农田水利设施、基础教育、医疗卫生、文化娱乐、电网、通讯、生态环境、社会保障、公共安全等要素的农村公共品供给水平评价体系，利用2013年的统计数据，综合运用因子法和聚类法，对中国31个省（区、市）的农村公共品供给水平进行测度。结果表明，除河南、山东、四川外，农村公共品整体供给水平较低，低于0.61；各省域农村公共品供给水平差异较大，比如西部地区的四川和云南之间的差距是0.946 513；农村公共品供给水平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区域财政实力、政策、资源等密切相关。
基于涵盖农村道路、农田水利设施、基础教育、医疗卫生、文化娱乐、电网、通讯、生态环境、社会保障、公共安全等要素的农村公共品供给水平评价体系，利用2013年的统计数据，综合运用因子法和聚类法，对中国31个省（区、市）的农村公共品供给水平进行测度。结果表明，除河南、山东、四川外，农村公共品整体供给水平较低，低于0.61；各省域农村公共品供给水平差异较大，比如西部地区的四川和云南之间的差距是0.946 513；农村公共品供给水平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区域财政实力、政策、资源等密切相关。
2015(5):90-96.
摘要:
基于河南省405份调查问卷的分析发现：农民工对惠农政策的认同度不高，政策认知和对政策评价都处于较低水平，政策情感处于一般水平，农民工对推出时间早、实施时间长、受惠面积广的政策更满意。在认知主体因素中，年龄对惠农政策认同度有显著影响，两代农民工的政策认同度存在着显著差异，第二代农民工认同度低于第一代农民工，而性别、教育程度和婚姻状况对惠农政策认同度没有显著影响。外在影响因素中，政策宣传情况对惠农政策认同度影响力最大，得到实惠多少、务农意愿和对政府的信任等因素对政策认同度也具有显著影响，均与政策认同度呈正相关关系。
基于河南省405份调查问卷的分析发现：农民工对惠农政策的认同度不高，政策认知和对政策评价都处于较低水平，政策情感处于一般水平，农民工对推出时间早、实施时间长、受惠面积广的政策更满意。在认知主体因素中，年龄对惠农政策认同度有显著影响，两代农民工的政策认同度存在着显著差异，第二代农民工认同度低于第一代农民工，而性别、教育程度和婚姻状况对惠农政策认同度没有显著影响。外在影响因素中，政策宣传情况对惠农政策认同度影响力最大，得到实惠多少、务农意愿和对政府的信任等因素对政策认同度也具有显著影响，均与政策认同度呈正相关关系。
2015(5):97-102.
摘要:
中国快速的农村城镇化给农村地区带来了生态环境退化、生态系统失衡、生态物种减少、生态功能下降等诸多生态风险，而农村城镇化进程中生态风险的应对机制存在生态风险分担不公、信息失真、责任不明、监管不力等问题。应从完善生态立法，界定生态风险应对的法律责任，合理分担风险，构建公平的生态风险分担制度，促进信息公开，建立生态风险信息交流法律机制，加强生态执法，提高生态风险监管水平等几个方面构建和完善生态风险应对法律机制。
中国快速的农村城镇化给农村地区带来了生态环境退化、生态系统失衡、生态物种减少、生态功能下降等诸多生态风险，而农村城镇化进程中生态风险的应对机制存在生态风险分担不公、信息失真、责任不明、监管不力等问题。应从完善生态立法，界定生态风险应对的法律责任，合理分担风险，构建公平的生态风险分担制度，促进信息公开，建立生态风险信息交流法律机制，加强生态执法，提高生态风险监管水平等几个方面构建和完善生态风险应对法律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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