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第2期文章目次
2016(2):0.
摘要:
基于云南农村地区2009—2014年的抽样调查数据，从家庭特征、生产经营特征、收入结构、支出方式四个方面选取变量，采用面板Logit模型和Tobit模型分析欠发达地区农户信贷参与及规模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农户的信贷发生比约为50%；信用社信贷是农户信贷参与的主要方式，银行信贷较少，非正规信贷是农村信贷的有力补充；非劳动力负担、劳动力人口、固定资产支出正向影响信贷参与及规模；受教育程度高、担任村干部有利于农户获取信用社信贷；而农户的消费支出、生产经营支出并不显著地影响信贷参与及规模。
基于云南农村地区2009—2014年的抽样调查数据，从家庭特征、生产经营特征、收入结构、支出方式四个方面选取变量，采用面板Logit模型和Tobit模型分析欠发达地区农户信贷参与及规模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农户的信贷发生比约为50%；信用社信贷是农户信贷参与的主要方式，银行信贷较少，非正规信贷是农村信贷的有力补充；非劳动力负担、劳动力人口、固定资产支出正向影响信贷参与及规模；受教育程度高、担任村干部有利于农户获取信用社信贷；而农户的消费支出、生产经营支出并不显著地影响信贷参与及规模。
2016(2):9-15.
摘要:
基于生产集中度指标、生产规模指数、产地集中度系数、效率比较优势指数、规模比较优势指数以及综合比较优势指数对1993—2013年中国油菜生产空间布局演变的实证表明：1993年以来中国油菜主产省虽变化不大，但部分省份在主产省中的位次发生了变动，其中西南地区、华中地区油菜主产省的位次上升明显，西北地区、华东地区部分油菜主产省的位次则有不同程度的下滑；从区域分布来看，中国油菜生产空间布局总体呈现“东减、北移、西扩”的特征；油菜产地集中度系数的波动上升表明，中国油菜产地集中度正在走向更高的水平，产地越来越集中。进一步测算三大比较优势指数发现，大部分油菜主产省长期以来具有十分稳定的效率比较优势、规模比较优势和综合比较优势，长江流域、北方春油菜区等传统油菜生产区域始终具备稳定的比较优势。
基于生产集中度指标、生产规模指数、产地集中度系数、效率比较优势指数、规模比较优势指数以及综合比较优势指数对1993—2013年中国油菜生产空间布局演变的实证表明：1993年以来中国油菜主产省虽变化不大，但部分省份在主产省中的位次发生了变动，其中西南地区、华中地区油菜主产省的位次上升明显，西北地区、华东地区部分油菜主产省的位次则有不同程度的下滑；从区域分布来看，中国油菜生产空间布局总体呈现“东减、北移、西扩”的特征；油菜产地集中度系数的波动上升表明，中国油菜产地集中度正在走向更高的水平，产地越来越集中。进一步测算三大比较优势指数发现，大部分油菜主产省长期以来具有十分稳定的效率比较优势、规模比较优势和综合比较优势，长江流域、北方春油菜区等传统油菜生产区域始终具备稳定的比较优势。
2016(2):16-21.
摘要:
选用福建省三明市、南平市的13个乡镇179份样本农户的问卷调查数据，从农户家庭人力资本、经济资本、林地自然资本以及社会资本等方面选取变量，分析家庭禀赋对农户林地流转意愿及行为的影响。统计显示：54.2%的农户愿意转入林地，实际转入林地者占30.2%；20.1%的农户愿意转出林地，但实际转出林地者占4.5%。计量结果表明：家庭经济资本仅对转入行为、转出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其他维度各有1个变量对农户林地流转意愿及行为均产生显著影响，平均受教育年限、林地总面积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林业技术获取难度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外出务工成员数和上学人口数均对转出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劳动力数量对转入行为具有显著负向影响；林地总地块对流转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家中是否有村干部或林业站工作人员对转入行为和转出意愿具有显著负向影响。
选用福建省三明市、南平市的13个乡镇179份样本农户的问卷调查数据，从农户家庭人力资本、经济资本、林地自然资本以及社会资本等方面选取变量，分析家庭禀赋对农户林地流转意愿及行为的影响。统计显示：54.2%的农户愿意转入林地，实际转入林地者占30.2%；20.1%的农户愿意转出林地，但实际转出林地者占4.5%。计量结果表明：家庭经济资本仅对转入行为、转出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其他维度各有1个变量对农户林地流转意愿及行为均产生显著影响，平均受教育年限、林地总面积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林业技术获取难度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外出务工成员数和上学人口数均对转出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劳动力数量对转入行为具有显著负向影响；林地总地块对流转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家中是否有村干部或林业站工作人员对转入行为和转出意愿具有显著负向影响。
2016(2):22-28.
摘要:
基于宁夏中卫市363份农户调研数据，从防控参与和防控强度两个方面识别散养户和规模养殖户的防控行为特征，并从养殖户个体特征、家庭特征、疫情认知、外部环境认知方面选取变量，利用Probit模型和Tobit模型对影响散养户和规模养殖户防控参与和强度的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规模养殖户比散养户更主动，且防控强度较大；不同模式养殖户防控行为的影响因素差异较大，散养户的防控行为主要受平均投入成本、疫情是否会传染人、政府损失补贴满意度的影响，而规模养殖户除受上述因素影响以外，还受到年龄、文化程度、养殖年限、家庭年均总收入、重大疫情经历、疫情预期损失、疫情会威胁食品安全、技术服务便利性的影响。
基于宁夏中卫市363份农户调研数据，从防控参与和防控强度两个方面识别散养户和规模养殖户的防控行为特征，并从养殖户个体特征、家庭特征、疫情认知、外部环境认知方面选取变量，利用Probit模型和Tobit模型对影响散养户和规模养殖户防控参与和强度的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规模养殖户比散养户更主动，且防控强度较大；不同模式养殖户防控行为的影响因素差异较大，散养户的防控行为主要受平均投入成本、疫情是否会传染人、政府损失补贴满意度的影响，而规模养殖户除受上述因素影响以外，还受到年龄、文化程度、养殖年限、家庭年均总收入、重大疫情经历、疫情预期损失、疫情会威胁食品安全、技术服务便利性的影响。
2016(2):29-35.
摘要:
基于口述史料，梳理了集体经济时代J小队“工分制”实践的演进，分别从工分制的管理主体、劳动组织形式、工分制定和评定、工分年终核算四个方面来分析工分制的具体运行。从中发现嵌入在乡土社会中的工分制对参与集体生产的社员行为有很大的影响。社员的行动逻辑不仅受制度本身的影响，更受乡土社会中的熟人社会、地方性共识等因素的制约，在制度和人事相互配合下，将个体化的经济理性人改造为集体化的社会理性人， 从而保证了工分制的高效生产。
基于口述史料，梳理了集体经济时代J小队“工分制”实践的演进，分别从工分制的管理主体、劳动组织形式、工分制定和评定、工分年终核算四个方面来分析工分制的具体运行。从中发现嵌入在乡土社会中的工分制对参与集体生产的社员行为有很大的影响。社员的行动逻辑不仅受制度本身的影响，更受乡土社会中的熟人社会、地方性共识等因素的制约，在制度和人事相互配合下，将个体化的经济理性人改造为集体化的社会理性人， 从而保证了工分制的高效生产。
2016(2):36-42.
摘要:
农民工住房保障既存在保障房类型单一、保障房资源配置非均衡、政策排斥严重与覆盖范围小等固有的缺陷性失灵，也存在地方政府选择性执行、保障房“空间失配”等政策变异性失灵。住房保障政策失灵的主要原因在于政府认识不足、财权与事权不对等、土地供给障碍，亟待实施差异性住房保障政策、建立住房保障财权与事权分担机制、破解土地瓶颈等予以矫正。
农民工住房保障既存在保障房类型单一、保障房资源配置非均衡、政策排斥严重与覆盖范围小等固有的缺陷性失灵，也存在地方政府选择性执行、保障房“空间失配”等政策变异性失灵。住房保障政策失灵的主要原因在于政府认识不足、财权与事权不对等、土地供给障碍，亟待实施差异性住房保障政策、建立住房保障财权与事权分担机制、破解土地瓶颈等予以矫正。
2016(2):43-49.
摘要:
基于“事件-过程”分析模式，以“乌坎事件”和乡村反腐为视角，揭示了宗族文化对村干部腐败犯罪作用机制的“神秘面纱”。宗族型村庄里，宗族文化形成的内生秩序不经意改变乡村治理制度设计的本来面貌，村民借助宗族势力操纵选举、联合上台，利用强大的宗族势力、族人间顾及情面、监督机制失效的现实进行腐败犯罪。而当腐败犯罪超出村民容忍度时，宗族精英依托宗族文化的凝聚力和法律赋权，迅速唤醒族群意识、凝聚族人力量进行集体反腐，有力推进了反腐的进程和深度。扬弃宗族文化的利弊，实现国家正式制度与乡村自身资源的配合。要重视村民选举的合法性和民主性，注重民主监督的本土化和精英化，实现软性法律的约束力和法治化，从而有效防控乡村腐败现象。
基于“事件-过程”分析模式，以“乌坎事件”和乡村反腐为视角，揭示了宗族文化对村干部腐败犯罪作用机制的“神秘面纱”。宗族型村庄里，宗族文化形成的内生秩序不经意改变乡村治理制度设计的本来面貌，村民借助宗族势力操纵选举、联合上台，利用强大的宗族势力、族人间顾及情面、监督机制失效的现实进行腐败犯罪。而当腐败犯罪超出村民容忍度时，宗族精英依托宗族文化的凝聚力和法律赋权，迅速唤醒族群意识、凝聚族人力量进行集体反腐，有力推进了反腐的进程和深度。扬弃宗族文化的利弊，实现国家正式制度与乡村自身资源的配合。要重视村民选举的合法性和民主性，注重民主监督的本土化和精英化，实现软性法律的约束力和法治化，从而有效防控乡村腐败现象。
2016(2):50-55.
摘要:
基于1333份“WAI”陈述测验数据的分析表明，农民工子女依次使用社会标签、我他关系与个人特征来认识自我，由社会标签、我他关系构成的社会认同所占比重要明显高于其个人认同。虽然农民工子女社会认同在其自我形象描述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其中的户籍身份子类并非居于核心地位。相对而言，就读民工学校的农民工子女对户籍身份更加敏感，随年级升高、年龄增长，农民工子女倾向于用其他类别的群体身份、关系或个人特性来代替户籍身份。
基于1333份“WAI”陈述测验数据的分析表明，农民工子女依次使用社会标签、我他关系与个人特征来认识自我，由社会标签、我他关系构成的社会认同所占比重要明显高于其个人认同。虽然农民工子女社会认同在其自我形象描述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其中的户籍身份子类并非居于核心地位。相对而言，就读民工学校的农民工子女对户籍身份更加敏感，随年级升高、年龄增长，农民工子女倾向于用其他类别的群体身份、关系或个人特性来代替户籍身份。
2016(2):56-61.
摘要:
单纯引进社会资本、依靠旅游开发的保护模式使古村落的保护面临危机，它不仅带来了诸多潜在的隐患，也损害了古村落的文化价值。当前社会上存在着古村落保护仅仅是将古村落维修好、保护好的思想认识误区，实际上，古村落是民族记忆和传统文化的载体，需要保护的绝不是哪座建筑物的空巢，而是民族文化的记忆、符号和传承，应从古村落整体保护的出发点来考虑。只有深入发掘古村落的内生动力，在发挥古村落村民主体作用的同时，平衡社会、政府、村民等各方利益，才能达到整体保护的效果，真正保护好古村落。
单纯引进社会资本、依靠旅游开发的保护模式使古村落的保护面临危机，它不仅带来了诸多潜在的隐患，也损害了古村落的文化价值。当前社会上存在着古村落保护仅仅是将古村落维修好、保护好的思想认识误区，实际上，古村落是民族记忆和传统文化的载体，需要保护的绝不是哪座建筑物的空巢，而是民族文化的记忆、符号和传承，应从古村落整体保护的出发点来考虑。只有深入发掘古村落的内生动力，在发挥古村落村民主体作用的同时，平衡社会、政府、村民等各方利益，才能达到整体保护的效果，真正保护好古村落。
2016(2):62-66.
摘要:
基于湖南省紫鹊界当地居民的调查数据，运用Scheaffer抽样法及二元Logit模型，对其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的支付意愿和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71.76%的居民支付意愿较高，支付额度的峰值在1~100元，居民支付意愿与自身的年龄呈显著负相关，与受教育程度、收入水平和认知程度呈显著正相关，与性别、户籍不相关，居民不愿意支付的原因有收入低、认为遗产保护是国家的事情、担心资金不能用于遗产保护。
基于湖南省紫鹊界当地居民的调查数据，运用Scheaffer抽样法及二元Logit模型，对其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的支付意愿和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71.76%的居民支付意愿较高，支付额度的峰值在1~100元，居民支付意愿与自身的年龄呈显著负相关，与受教育程度、收入水平和认知程度呈显著正相关，与性别、户籍不相关，居民不愿意支付的原因有收入低、认为遗产保护是国家的事情、担心资金不能用于遗产保护。
2016(2):67-72.
摘要:
新《食品安全法》大幅修订了惩罚性赔偿金条款，完善了制度适用的部分内容，但仍有若干司法争议有待解决。合理判断惩罚性赔偿的责任性质应当对责任主体进行区分，请求生产者惩罚性赔偿的，应构成侵权责任，以造成损害为前提；请求销售者惩罚性赔偿的，既可以是侵权责任，也可以是违约责任，不必以造成损害后果为适用前提。食品安全标准属于技术性规范，经食品安全法的认可成为具有法律效力的强制性标准，正确认定“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不宜使用或然性、政策性、推定性判断，而应坚持规范原则，查找和比对各类食品安全标准。对于经营者“明知”的判定应当以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为标准。
新《食品安全法》大幅修订了惩罚性赔偿金条款，完善了制度适用的部分内容，但仍有若干司法争议有待解决。合理判断惩罚性赔偿的责任性质应当对责任主体进行区分，请求生产者惩罚性赔偿的，应构成侵权责任，以造成损害为前提；请求销售者惩罚性赔偿的，既可以是侵权责任，也可以是违约责任，不必以造成损害后果为适用前提。食品安全标准属于技术性规范，经食品安全法的认可成为具有法律效力的强制性标准，正确认定“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不宜使用或然性、政策性、推定性判断，而应坚持规范原则，查找和比对各类食品安全标准。对于经营者“明知”的判定应当以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为标准。
2016(2):73-77.
摘要:
以新型城镇化理论和政策为指引构建了新型城镇化的评价指标体系，运用改进熵权法对经济发展、人口发展、社会发展和环境发展四大因素对华东和西北各省新型城镇化的贡献进行了综合评价。结果表明：华东地区新型城镇化水平高于西北地区，但区域内部也存在较明显差异；经济和社会发展是推动2005—2014年这一期间华东和西北新型城镇化的最重要因素，人口发展和环境发展因素贡献较小；华东地区和西北地区新型城镇化发展各有优势，但华东优势更加突出；环境是华东和西北新型城镇化水平提高的共同制约因素。
以新型城镇化理论和政策为指引构建了新型城镇化的评价指标体系，运用改进熵权法对经济发展、人口发展、社会发展和环境发展四大因素对华东和西北各省新型城镇化的贡献进行了综合评价。结果表明：华东地区新型城镇化水平高于西北地区，但区域内部也存在较明显差异；经济和社会发展是推动2005—2014年这一期间华东和西北新型城镇化的最重要因素，人口发展和环境发展因素贡献较小；华东地区和西北地区新型城镇化发展各有优势，但华东优势更加突出；环境是华东和西北新型城镇化水平提高的共同制约因素。
2016(2):78-85.
摘要:
基于1985—2014年的统计数据，运用向量自回归模型和脉冲响应函数分析中国货币政策的区域及省际经济增长效应差异，结果显示：中国货币政策区域经济增长效应存在显著差异，央行统一的正向货币政策更好地促进了东部发达地区经济的快速增长，而对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经济的拉动作用则明显较弱，并且货币政策对区域内各省份的影响方向和力度也显著不均衡。进一步分析中国货币政策区域经济增长非对称效应的原因并运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发现，产业结构、金融环境、企业结构等因素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资本市场条件则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贸易开放度条件的影响不显著。
基于1985—2014年的统计数据，运用向量自回归模型和脉冲响应函数分析中国货币政策的区域及省际经济增长效应差异，结果显示：中国货币政策区域经济增长效应存在显著差异，央行统一的正向货币政策更好地促进了东部发达地区经济的快速增长，而对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经济的拉动作用则明显较弱，并且货币政策对区域内各省份的影响方向和力度也显著不均衡。进一步分析中国货币政策区域经济增长非对称效应的原因并运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发现，产业结构、金融环境、企业结构等因素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资本市场条件则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贸易开放度条件的影响不显著。
2016(2):86-91.
摘要:
基于2008年1月—2014年12月的国际经济月度数据对影响现货白银价格波动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美国失业率、布伦特原油、美国非农数据分别每增加1个百分点，现货白银价格波动分别增加0.634、0.666、0.053个百分点；美元指数、美国ism制造业指数每增加1个百分点，现货白银价格波动则分别减少1.103、0.529个百分点。在95%的置信区间下，美国第二轮量化宽松政策对现货白银的价格波动存在着显著影响。美元指数、美国ism制造业指数的1阶或多阶滞后对现货白银价格波动存在显著的负向冲击；美国失业率、布伦特原油价格、美国非农数据的1阶或多阶滞后对现货白银的价格波动存在显著的正向冲击。
基于2008年1月—2014年12月的国际经济月度数据对影响现货白银价格波动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美国失业率、布伦特原油、美国非农数据分别每增加1个百分点，现货白银价格波动分别增加0.634、0.666、0.053个百分点；美元指数、美国ism制造业指数每增加1个百分点，现货白银价格波动则分别减少1.103、0.529个百分点。在95%的置信区间下，美国第二轮量化宽松政策对现货白银的价格波动存在着显著影响。美元指数、美国ism制造业指数的1阶或多阶滞后对现货白银价格波动存在显著的负向冲击；美国失业率、布伦特原油价格、美国非农数据的1阶或多阶滞后对现货白银的价格波动存在显著的正向冲击。
2016(2):92-96.
摘要:
融资渠道的选择对小微企业的风险防范和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运用湖南115家小微企业的实地调查数据，采用Logit模型对小微企业的融资渠道选择行为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回归分析，发现企业规模、企业经营年限、企业盈亏状况和企业管理者文化程度对小微企业选择正规融资渠道显著正相关，而与企业管理者年龄的相关性不显著。
融资渠道的选择对小微企业的风险防范和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运用湖南115家小微企业的实地调查数据，采用Logit模型对小微企业的融资渠道选择行为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回归分析，发现企业规模、企业经营年限、企业盈亏状况和企业管理者文化程度对小微企业选择正规融资渠道显著正相关，而与企业管理者年龄的相关性不显著。
2016(2):97-102.
摘要:
基于供应链管理国际期刊(SCMIJ)2003—2014年发表的论文的科学计量分析，梳理了供应链管理研究领域的前沿和热点问题，描绘了供应链管理研究未来发展的方向，揭示了推动该学科发展的三种主要因素：科学共同体，学科基础知识，地方性知识。
基于供应链管理国际期刊(SCMIJ)2003—2014年发表的论文的科学计量分析，梳理了供应链管理研究领域的前沿和热点问题，描绘了供应链管理研究未来发展的方向，揭示了推动该学科发展的三种主要因素：科学共同体，学科基础知识，地方性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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