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第4期文章目次
2016(4):1.
摘要:
基于江苏省4市526份农户调查数据，构建无约束和有约束两个模型，将要素细分为家庭供给和社会供给两类，分析要素供给主体差异对化肥施用量的影响，结果表明：家庭化劳动力投入量、承包地面积和社会化灌溉支出、机械服务支出和租入土地面积均显著影响化肥施用量；但仅有社会灌溉支出对化肥具有较强的替代能力，且能有效弥补家庭小型水利设备的投资不足，而社会化机械服务和雇工因其替代成本过高导致其对化肥的替代并不可行。
基于江苏省4市526份农户调查数据，构建无约束和有约束两个模型，将要素细分为家庭供给和社会供给两类，分析要素供给主体差异对化肥施用量的影响，结果表明：家庭化劳动力投入量、承包地面积和社会化灌溉支出、机械服务支出和租入土地面积均显著影响化肥施用量；但仅有社会灌溉支出对化肥具有较强的替代能力，且能有效弥补家庭小型水利设备的投资不足，而社会化机械服务和雇工因其替代成本过高导致其对化肥的替代并不可行。
2016(4):8-14.
摘要:
基于江西和广东两省30个县的1 134份农户问卷调查数据，从土地、劳动力、资本等要素禀赋和土地流转、劳动力流动、资金借贷等要素流动两个维度，运用Logistic模型分析农户的生产环节外包行为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有生产环节外包行为的农户约为30%，外包环节数较少(均值为2.11)；种植规模与生产环节外包存在倒“U”型关系；种植规模和劳动力的老龄化抑制农户选择“服务外包”，农业技术培训和农机设备价值促进农户选择“服务外包”；要素流动中土地流转、就业转移和向别人借贷行为都会使得农户更倾向于“自己操作”，而非“服务外包”。由此可知，要素的流动可以带动农村要素市场的发育，引导农户基于资源禀赋条件理性决策和优化生产行为，从而改善生产效率。
基于江西和广东两省30个县的1 134份农户问卷调查数据，从土地、劳动力、资本等要素禀赋和土地流转、劳动力流动、资金借贷等要素流动两个维度，运用Logistic模型分析农户的生产环节外包行为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有生产环节外包行为的农户约为30%，外包环节数较少(均值为2.11)；种植规模与生产环节外包存在倒“U”型关系；种植规模和劳动力的老龄化抑制农户选择“服务外包”，农业技术培训和农机设备价值促进农户选择“服务外包”；要素流动中土地流转、就业转移和向别人借贷行为都会使得农户更倾向于“自己操作”，而非“服务外包”。由此可知，要素的流动可以带动农村要素市场的发育，引导农户基于资源禀赋条件理性决策和优化生产行为，从而改善生产效率。
2016(4):15-21.
摘要:
基于陕西省关中地区4市544份农户调查数据，从农户对气候变化的敏感度和关注度、形成原因和表现形式等五个方面对农户气候变化认知进行了测度，并从农户个体基本特征、农户家庭生产条件、社会关系网络及信息获取四方面选取12个变量，运用有序Probit模型分析了农户气候变化认知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农户对气候变化的认知度处于中等偏上水平，受教育程度、务农年限、非灌溉农地占比、农业劳动力占比、是否种植经济作物、村民关系、气候信息获取渠道数目和互联网使用频率对农户气候变化认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基于陕西省关中地区4市544份农户调查数据，从农户对气候变化的敏感度和关注度、形成原因和表现形式等五个方面对农户气候变化认知进行了测度，并从农户个体基本特征、农户家庭生产条件、社会关系网络及信息获取四方面选取12个变量，运用有序Probit模型分析了农户气候变化认知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农户对气候变化的认知度处于中等偏上水平，受教育程度、务农年限、非灌溉农地占比、农业劳动力占比、是否种植经济作物、村民关系、气候信息获取渠道数目和互联网使用频率对农户气候变化认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2016(4):22-28.
摘要:
基于南京市119家不同等级农业龙头企业的调研数据，从带动数量和带动质量角度选取带动农户数量和带动农户增收两个指标为输出变量，从资源和劳动力角度选取主要农产品原材料采购值、对农产品基地建设投入、雇佣农工人数、工资福利等指标为投入变量，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测算了龙头企业带动效率，并比较不同等级龙头企业带动效用的差异。结果表明：龙头企业整体对农户的带动效用远没有达到高效率的状态，尚有较大提升空间；省级以上龙头企业的带动效用较强，与分级目标一致；区(县)级龙头企业带动效用与市级相近，甚至强于市级，与分级预期不一致；同一等级龙头企业的带动效用仍有区别且差异较大。
基于南京市119家不同等级农业龙头企业的调研数据，从带动数量和带动质量角度选取带动农户数量和带动农户增收两个指标为输出变量，从资源和劳动力角度选取主要农产品原材料采购值、对农产品基地建设投入、雇佣农工人数、工资福利等指标为投入变量，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测算了龙头企业带动效率，并比较不同等级龙头企业带动效用的差异。结果表明：龙头企业整体对农户的带动效用远没有达到高效率的状态，尚有较大提升空间；省级以上龙头企业的带动效用较强，与分级目标一致；区(县)级龙头企业带动效用与市级相近，甚至强于市级，与分级预期不一致；同一等级龙头企业的带动效用仍有区别且差异较大。
2016(4):29-34.
摘要:
基于陇西县150份中药材种植户调查数据，从户主特征、家庭特征、中药材种植特征及外部环境等方面选取变量，运用logistic-ISM模型分析农户中药材种植意愿的影响因素及其层级关系。结果显示：文化程度、中药材收入占比、种植年数、中药材销售情况、价格满意程度、政府资金支持对农户中药材种植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年龄、外出务工劳动力占比、种植成本有显著负向影响。其中，中药材收入占比是表层直接因素，外出务工劳动力占比、种植年数、种植成本、中药材销售情况、价格满意程度、政府资金支持为中层间接因素，年龄和文化程度为深层根源因素。
基于陇西县150份中药材种植户调查数据，从户主特征、家庭特征、中药材种植特征及外部环境等方面选取变量，运用logistic-ISM模型分析农户中药材种植意愿的影响因素及其层级关系。结果显示：文化程度、中药材收入占比、种植年数、中药材销售情况、价格满意程度、政府资金支持对农户中药材种植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年龄、外出务工劳动力占比、种植成本有显著负向影响。其中，中药材收入占比是表层直接因素，外出务工劳动力占比、种植年数、种植成本、中药材销售情况、价格满意程度、政府资金支持为中层间接因素，年龄和文化程度为深层根源因素。
2016(4):35-41.
摘要:
乡村社会日常生活中的人际传播主要有“招呼”、“聊天”、“闲话”和“骂街”四种类型。日常人际传播是乡村各种社会关系得以形成和运行的纽带，是村民参与村庄公共事务的方式，也是村民形成社区心理认同的基础，具有一定的社会关联功能。日常人际传播明确了传播者在村庄里的地位和角色，有助于乡村社会规范的形成和乡村社区秩序的维护，发挥了一定的舆论监督作用，具有一定的秩序建构功能。另外，面对“拥挤”的乡村社会，日常传播也有利于妒忌和怨恨等不良情绪排泄，化解乡村纠纷，发挥安全阀功能。
乡村社会日常生活中的人际传播主要有“招呼”、“聊天”、“闲话”和“骂街”四种类型。日常人际传播是乡村各种社会关系得以形成和运行的纽带，是村民参与村庄公共事务的方式，也是村民形成社区心理认同的基础，具有一定的社会关联功能。日常人际传播明确了传播者在村庄里的地位和角色，有助于乡村社会规范的形成和乡村社区秩序的维护，发挥了一定的舆论监督作用，具有一定的秩序建构功能。另外，面对“拥挤”的乡村社会，日常传播也有利于妒忌和怨恨等不良情绪排泄，化解乡村纠纷，发挥安全阀功能。
2016(4):42-48.
摘要:
鄂东S镇农民建房消费现象显示：随着收入型贫困的减缓，因消费超出支出而导致的消费型贫困日益显现，农村贫困的性质和形态正发生深刻变化。城市消费主义的示范与扩张、半熟人社会村庄分化的消费转型以及婚姻市场化下农民家庭再生产的消费导向，构成了消费型贫困的发生机理。消费型贫困具有较强的社会结构因素，单纯依靠农民自身难以得到有效根治，应强化地方政府主导功能，节制无序的建房消费竞争，引导农民树立正确的消费观，加强包括文化价值在内的新农村建设，以加强对消费型贫困的治理。
鄂东S镇农民建房消费现象显示：随着收入型贫困的减缓，因消费超出支出而导致的消费型贫困日益显现，农村贫困的性质和形态正发生深刻变化。城市消费主义的示范与扩张、半熟人社会村庄分化的消费转型以及婚姻市场化下农民家庭再生产的消费导向，构成了消费型贫困的发生机理。消费型贫困具有较强的社会结构因素，单纯依靠农民自身难以得到有效根治，应强化地方政府主导功能，节制无序的建房消费竞争，引导农民树立正确的消费观，加强包括文化价值在内的新农村建设，以加强对消费型贫困的治理。
2016(4):49-55.
摘要:
基于关中金村庙会的调研表明：庙会是关中农村最为重要的公共性活动，它嵌入地方社会之中，通过其宗教整合、交往整合、文化整合以及市场整合功能，建构了以特定村庄为焦点的集体欢腾场面；庙会“圣凡一体”的实践特征决定着其社会秩序整合功能的实现，即庙会作为神圣与世俗之间的中介，从时间的合理安排、空间的有效配置和主体合作三方面，将神圣内容与凡俗内容合理地容纳在其共同架构中，为地方秩序再生产注入了强大而持久的能量，从而有利于强化乡村社区认同，凝聚村民集体力量，促进地方社会的整合。
基于关中金村庙会的调研表明：庙会是关中农村最为重要的公共性活动，它嵌入地方社会之中，通过其宗教整合、交往整合、文化整合以及市场整合功能，建构了以特定村庄为焦点的集体欢腾场面；庙会“圣凡一体”的实践特征决定着其社会秩序整合功能的实现，即庙会作为神圣与世俗之间的中介，从时间的合理安排、空间的有效配置和主体合作三方面，将神圣内容与凡俗内容合理地容纳在其共同架构中，为地方秩序再生产注入了强大而持久的能量，从而有利于强化乡村社区认同，凝聚村民集体力量，促进地方社会的整合。
2016(4):56-62.
摘要:
基于郑州386份农民工问卷数据分析表明：区位便利度、社区人口外出务工影响、文化程度、身体健康状况、自身技能特长水平、工作适应能力、父辈外出务工经历和家庭农业劳动人数等因素对农民工外出务工意愿正向影响显著；性别、年龄、家庭外出务工人数、家庭经济收支现状和家庭生活满意度等因素对农民工外出务工意愿负向影响显著；社区内邻里间关系、近五年内是否参加过技能培训、工作搜寻能力、家庭学龄子女人数、家庭需要照顾老人数、家庭经济支持情况和外出务工收入满意度等因素对农民工外出务工意愿影响不显著。
基于郑州386份农民工问卷数据分析表明：区位便利度、社区人口外出务工影响、文化程度、身体健康状况、自身技能特长水平、工作适应能力、父辈外出务工经历和家庭农业劳动人数等因素对农民工外出务工意愿正向影响显著；性别、年龄、家庭外出务工人数、家庭经济收支现状和家庭生活满意度等因素对农民工外出务工意愿负向影响显著；社区内邻里间关系、近五年内是否参加过技能培训、工作搜寻能力、家庭学龄子女人数、家庭需要照顾老人数、家庭经济支持情况和外出务工收入满意度等因素对农民工外出务工意愿影响不显著。
2016(4):63-69.
摘要:
农村职务犯罪主要是指农村基层组织人员职务犯罪，其法律适用存在诸多难题，如“农村基层组织”及其“人员”的认定、公务与集体事务的区分、公共财产和集体财产混同，不同性质的违法数额能否相加、农村基层组织人员能否成为渎职罪的犯罪主体不明确，职务犯罪案件管辖机构不统一等。在对立法和司法解释上的疑难问题加以归纳的基础上，提出合理界定“农村基层组织人员“范畴、正确区分公务和集体自制事物、区别侵占公共财产或集体财产的行为性质、明确不同性质的违法数额不能累加、明确渎职犯罪主体不包括农村基层组织人员等对策。
农村职务犯罪主要是指农村基层组织人员职务犯罪，其法律适用存在诸多难题，如“农村基层组织”及其“人员”的认定、公务与集体事务的区分、公共财产和集体财产混同，不同性质的违法数额能否相加、农村基层组织人员能否成为渎职罪的犯罪主体不明确，职务犯罪案件管辖机构不统一等。在对立法和司法解释上的疑难问题加以归纳的基础上，提出合理界定“农村基层组织人员“范畴、正确区分公务和集体自制事物、区别侵占公共财产或集体财产的行为性质、明确不同性质的违法数额不能累加、明确渎职犯罪主体不包括农村基层组织人员等对策。
2016(4):70-75.
摘要:
嘉兴市在推进公众参与环境治理方面进行了一系列制度创新,这些创新实践包括构建环境治理民主协商的“圆桌会”制度；以“大环保”理念动员各方共同参与；以“联动化”方式加强社会各主体间的互动；随机抽取公众“评审员”参与案件处罚评审；以公众参与“点单式”执法确保环保督察的公平；以“道歉书”方式增加企业违约成本。这些创新实践活动不仅提升了当地政策的有效性，也对推进全国层面上的环境治理具有借鉴意义。
嘉兴市在推进公众参与环境治理方面进行了一系列制度创新,这些创新实践包括构建环境治理民主协商的“圆桌会”制度；以“大环保”理念动员各方共同参与；以“联动化”方式加强社会各主体间的互动；随机抽取公众“评审员”参与案件处罚评审；以公众参与“点单式”执法确保环保督察的公平；以“道歉书”方式增加企业违约成本。这些创新实践活动不仅提升了当地政策的有效性，也对推进全国层面上的环境治理具有借鉴意义。
2016(4):76-82.
摘要:
中国现行公众参与环境行政决策制度一直围绕强化政府义务来建构，存在着公众参与主体范围模糊不清、参与权利内容缺失及参与主体法律责任缺位的问题，致使公众参与权利无法得到有效保障，环境群体性事件频发，政府公信力不断下降。立法应摒弃以单纯强调政府义务的立法理念，明确界定公众参与环境行政决策的权利主体、具体内涵和法律责任，实现公众参与环境行政决策制度有序化和有效化的制度价值。
中国现行公众参与环境行政决策制度一直围绕强化政府义务来建构，存在着公众参与主体范围模糊不清、参与权利内容缺失及参与主体法律责任缺位的问题，致使公众参与权利无法得到有效保障，环境群体性事件频发，政府公信力不断下降。立法应摒弃以单纯强调政府义务的立法理念，明确界定公众参与环境行政决策的权利主体、具体内涵和法律责任，实现公众参与环境行政决策制度有序化和有效化的制度价值。
2016(4):83-88.
摘要:
沿海滩涂资源开发利用一直存在着法律选择适用上的争议，争议的根源在于滩涂法律性质认知上的模糊不清。历史考察和现行法律制度表明，沿海滩涂在法律性质上属于土地的范畴，低潮线是海域与土地二者区分的法律界碑。滩涂资源开发利用的法律纷争的化解需要明晰滩涂的土地性质，建立更加严格的滩涂资源开发利用审批制度，建立统分协调的滩涂资源开发利用管理体制。
沿海滩涂资源开发利用一直存在着法律选择适用上的争议，争议的根源在于滩涂法律性质认知上的模糊不清。历史考察和现行法律制度表明，沿海滩涂在法律性质上属于土地的范畴，低潮线是海域与土地二者区分的法律界碑。滩涂资源开发利用的法律纷争的化解需要明晰滩涂的土地性质，建立更加严格的滩涂资源开发利用审批制度，建立统分协调的滩涂资源开发利用管理体制。
2016(4):89-95.
摘要:
基于成都市426名外来务工人员的调查数据，利用线性回归模型和有序响应Probit模型实证分析了外来务工人员公租房需求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49.8%的外来务工人员通过市场租房解决住房问题，且他们对住房状况不太满意，对公租房有强烈的需求意愿；年龄、收入、申请门槛、租金、房屋结构、定居打算、情感需求等因素对公租房需求有显著影响，其中年龄、租金、申请标准、房屋结构的影响程度较大，收入水平更高的人群更倾向于通过购买住房来解决居住问题，需求意愿相对更弱。
基于成都市426名外来务工人员的调查数据，利用线性回归模型和有序响应Probit模型实证分析了外来务工人员公租房需求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49.8%的外来务工人员通过市场租房解决住房问题，且他们对住房状况不太满意，对公租房有强烈的需求意愿；年龄、收入、申请门槛、租金、房屋结构、定居打算、情感需求等因素对公租房需求有显著影响，其中年龄、租金、申请标准、房屋结构的影响程度较大，收入水平更高的人群更倾向于通过购买住房来解决居住问题，需求意愿相对更弱。
2016(4):96-102.
摘要:
基于中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2010—2014年数据，运用多元线性回归与层次回归相结合的方法就高管团队的年龄、任期、教育水平以及职业背景异质性对R&D投入与企业绩效关系的调节作用进行分析，结果表明：高管团队年龄、任期、职业背景异质性对R&D投入与企业绩效的关系均有一定的调节作用，其中年龄与任期异质性对二者的关系起负向调节作用，职业背景异质性对二者关系起正向调节作用。
基于中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2010—2014年数据，运用多元线性回归与层次回归相结合的方法就高管团队的年龄、任期、教育水平以及职业背景异质性对R&D投入与企业绩效关系的调节作用进行分析，结果表明：高管团队年龄、任期、职业背景异质性对R&D投入与企业绩效的关系均有一定的调节作用，其中年龄与任期异质性对二者的关系起负向调节作用，职业背景异质性对二者关系起正向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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