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第6期文章目次
2017(6):1-6.
摘要:
在非农就业扩大的背景下，参与非农就业的农户比例持续增加，兼业农户在务农的同时参与非农就业可能会不能及时施用杀虫剂，这导致农户间施药不同步。施药不及时不仅降低了兼业农户在自家田块上施用杀虫剂的效果，而且可能对其他农户造成负外部性影响。基于江苏省25个村组279户水稻种植户调查数据考察农户间施药不同步的情况及其影响，结果表明：兼业农户的施药时间滞后于全职农户；村组内农户的非农兼业程度越高，农户的杀虫剂施用强度越强。农户兼业化增强是导致农户杀虫剂施用强度上升的一个不可忽略因素。
在非农就业扩大的背景下，参与非农就业的农户比例持续增加，兼业农户在务农的同时参与非农就业可能会不能及时施用杀虫剂，这导致农户间施药不同步。施药不及时不仅降低了兼业农户在自家田块上施用杀虫剂的效果，而且可能对其他农户造成负外部性影响。基于江苏省25个村组279户水稻种植户调查数据考察农户间施药不同步的情况及其影响，结果表明：兼业农户的施药时间滞后于全职农户；村组内农户的非农兼业程度越高，农户的杀虫剂施用强度越强。农户兼业化增强是导致农户杀虫剂施用强度上升的一个不可忽略因素。
2017(6):7-12.
摘要:
基于崇州市的实践，从利益相关者视角考察了农业共营制及其实现资源高效配置的制度因素，重点剖析了农业共营制中利益相关者的筛选机制和激励机制。研究表明：土地股份合作社可以有效筛选出愿意转让土地经营权的农户；通过培训、评级和市场竞争机制可以筛选出不同能力的农业职业经理人；通过组建农业中介服务公司可以筛选和监督经营性社会化服务主体。就激励机制而言，以“保底租金+二次分红”为主的分成制合约激励土地股份合作社社员和农业职业经理人、以按股分红的分成制合约激励农业产业化企业、以价格三方谈判机制激励社会化服务主体能够有效调动各类利益相关者提供生产要素的积极性，从而实现了农业共营制的高效率。
基于崇州市的实践，从利益相关者视角考察了农业共营制及其实现资源高效配置的制度因素，重点剖析了农业共营制中利益相关者的筛选机制和激励机制。研究表明：土地股份合作社可以有效筛选出愿意转让土地经营权的农户；通过培训、评级和市场竞争机制可以筛选出不同能力的农业职业经理人；通过组建农业中介服务公司可以筛选和监督经营性社会化服务主体。就激励机制而言，以“保底租金+二次分红”为主的分成制合约激励土地股份合作社社员和农业职业经理人、以按股分红的分成制合约激励农业产业化企业、以价格三方谈判机制激励社会化服务主体能够有效调动各类利益相关者提供生产要素的积极性，从而实现了农业共营制的高效率。
2017(6):13-19.
摘要:
基于江西省农村居民调查数据，从心理因素、情景因素和人口特征方面选取9个变量，运用二元Probit模型和解释结构模型(ISM)对农村居民清洁能源应用意愿与行为一致性的影响因素及其递阶层次结构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婚姻状况、家中有60岁以上老人、家庭年收入、感知的支持政策力度和社会规范对农村居民应用意愿与行为一致性有显著正向影响。其中，农村居民感知的支持政策力度和社会规范是表层直接影响因素，家庭年收入是中间间接因素，婚姻状况、家中有60岁以上老人是深层根源因素。
基于江西省农村居民调查数据，从心理因素、情景因素和人口特征方面选取9个变量，运用二元Probit模型和解释结构模型(ISM)对农村居民清洁能源应用意愿与行为一致性的影响因素及其递阶层次结构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婚姻状况、家中有60岁以上老人、家庭年收入、感知的支持政策力度和社会规范对农村居民应用意愿与行为一致性有显著正向影响。其中，农村居民感知的支持政策力度和社会规范是表层直接影响因素，家庭年收入是中间间接因素，婚姻状况、家中有60岁以上老人是深层根源因素。
2017(6):20-25.
摘要:
基于陕西省的陕北、关中和陕南三个地区1303份农户问卷调查数据，从农户家庭基本特征、经济特征、能源消费特征、农户主观因素和地区特征五个维度选取13个变量，对农户太阳能利用及能源消费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关中农户太阳能热水器的拥有率最高(65%)；农户太阳能热利用主要受经济因素影响；农户低碳意识增强和政府推广可显著提高农户太阳能热利用的概率；邻居效应在太阳能热利用的扩散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农户使用阳能热水器并不会降低能源消费支出；农户用电比重增加能够降低能源消费支出及其在家庭总支出中的比重。
基于陕西省的陕北、关中和陕南三个地区1303份农户问卷调查数据，从农户家庭基本特征、经济特征、能源消费特征、农户主观因素和地区特征五个维度选取13个变量，对农户太阳能利用及能源消费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关中农户太阳能热水器的拥有率最高(65%)；农户太阳能热利用主要受经济因素影响；农户低碳意识增强和政府推广可显著提高农户太阳能热利用的概率；邻居效应在太阳能热利用的扩散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农户使用阳能热水器并不会降低能源消费支出；农户用电比重增加能够降低能源消费支出及其在家庭总支出中的比重。
2017(6):26-33.
摘要:
从情理法的本土视角将农产品伤害危机划分为违情和违法两种类型，并基于三个实验的416份消费者实验数据，采用SPSS22.0的配对样本T检验、独立样本T检验、方差分析等方法分析不同类型的农产品伤害危机事件导致的品类网络溢出效应差异及社会距离和亲社会倾向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相比于违法型农产品伤害危机，违情型农产品伤害危机会导致更强烈的品类网络溢出效应；社会距离和亲社会倾向两个变量起调节作用，社会距离越近或亲社会倾向越高，违情型农产品伤害危机与违法型农产品伤害危机造成的品类溢出效应差异更大。
从情理法的本土视角将农产品伤害危机划分为违情和违法两种类型，并基于三个实验的416份消费者实验数据，采用SPSS22.0的配对样本T检验、独立样本T检验、方差分析等方法分析不同类型的农产品伤害危机事件导致的品类网络溢出效应差异及社会距离和亲社会倾向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相比于违法型农产品伤害危机，违情型农产品伤害危机会导致更强烈的品类网络溢出效应；社会距离和亲社会倾向两个变量起调节作用，社会距离越近或亲社会倾向越高，违情型农产品伤害危机与违法型农产品伤害危机造成的品类溢出效应差异更大。
2017(6):34-39.
摘要:
基于心理契约视角，构建社长声誉-关系质量-社员忠诚、社长声誉-关系质量以及关系质量-社员忠诚三个结构方程模型，分析社长声誉对社员忠诚的影响机理，以及社长声誉、关系质量、社员忠诚三者及其彼此间的作用路径。结果表明：社长声誉通过关系质量对社员忠诚的间接影响高于直接影响；社员对社长的满意与信任可以相互影响和转化；社长管理业绩对关系质量的正向影响最强，社长能力则对关系质量的正向影响最弱；相较于关系满意，关系信任更能促进社员忠诚的产生。上述研究结论具有以下重要启示：要建立牢固心理契约，发挥关系质量对社员忠诚的中介作用；着重培育社长综合能力，提高社长管理业绩，促进关系质量提升；通过积极促进关系满意向关系信任转化来维护社员对社长的忠诚。
基于心理契约视角，构建社长声誉-关系质量-社员忠诚、社长声誉-关系质量以及关系质量-社员忠诚三个结构方程模型，分析社长声誉对社员忠诚的影响机理，以及社长声誉、关系质量、社员忠诚三者及其彼此间的作用路径。结果表明：社长声誉通过关系质量对社员忠诚的间接影响高于直接影响；社员对社长的满意与信任可以相互影响和转化；社长管理业绩对关系质量的正向影响最强，社长能力则对关系质量的正向影响最弱；相较于关系满意，关系信任更能促进社员忠诚的产生。上述研究结论具有以下重要启示：要建立牢固心理契约，发挥关系质量对社员忠诚的中介作用；着重培育社长综合能力，提高社长管理业绩，促进关系质量提升；通过积极促进关系满意向关系信任转化来维护社员对社长的忠诚。
2017(6):40-50.
摘要:
基于CFPS2010和2014年全国流动人口以及2012年上海市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并从与农村本地人口比较视角，从具体生育行为上实证分析乡城流动人口生育男孩偏好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无论乡城流动人口还是农村本地人口仍具生育男孩偏好，但乡城流动人口偏好程度明显弱化；乡城流动人口无论各孩次生育均在流入地的，还是一孩或一孩二孩生育在流出地的，在没有男孩的情况下，二孩与三孩递进生育概率均小于农村本地人口。在社会融合五个维度中，经济融合维度尤其是其中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将会明显弱化乡城流动人口生育男孩偏好。提高农民工参保率并积极开展社区文体活动对平衡出生婴儿性别结构很有帮助。
基于CFPS2010和2014年全国流动人口以及2012年上海市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并从与农村本地人口比较视角，从具体生育行为上实证分析乡城流动人口生育男孩偏好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无论乡城流动人口还是农村本地人口仍具生育男孩偏好，但乡城流动人口偏好程度明显弱化；乡城流动人口无论各孩次生育均在流入地的，还是一孩或一孩二孩生育在流出地的，在没有男孩的情况下，二孩与三孩递进生育概率均小于农村本地人口。在社会融合五个维度中，经济融合维度尤其是其中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将会明显弱化乡城流动人口生育男孩偏好。提高农民工参保率并积极开展社区文体活动对平衡出生婴儿性别结构很有帮助。
2017(6):51-59.
摘要:
基于2014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了社会资本对农民工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及其在市场化推进过程中的作用变化。结果表明：社会关系网络对农民工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且社会网络规模越大，影响也越大，相对于务工地没有熟人或朋友帮忙的农民工来说，熟人或朋友在16人以上的感觉到非常幸福的概率要高10%左右；社区信任和社会信任的估计系数均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且社区信任的作用比社会信用的作用更大，其中社区信任者感觉非常幸福的概率比社区不信任者高8.2%；公平感知对农民工主观幸福感有显著正向影响，认为社会公平的农民工生活非常幸福的概率比认为社会不公者高出16.5%；社会资本对农民工主观幸福感的积极影响并不随市场化的深入而改变。
基于2014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了社会资本对农民工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及其在市场化推进过程中的作用变化。结果表明：社会关系网络对农民工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且社会网络规模越大，影响也越大，相对于务工地没有熟人或朋友帮忙的农民工来说，熟人或朋友在16人以上的感觉到非常幸福的概率要高10%左右；社区信任和社会信任的估计系数均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且社区信任的作用比社会信用的作用更大，其中社区信任者感觉非常幸福的概率比社区不信任者高8.2%；公平感知对农民工主观幸福感有显著正向影响，认为社会公平的农民工生活非常幸福的概率比认为社会不公者高出16.5%；社会资本对农民工主观幸福感的积极影响并不随市场化的深入而改变。
2017(6):60-66.
摘要:
根据2009年和2011年中国营养与健康调查数据，通过构建双变量Biprobit模型，分析了中国农村家庭因病致贫的动态变化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农户因病致贫并非暂时性冲击，而是对家庭未来贫困具有显著的动态影响，因病致贫农户在未来两年内陷入贫困的概率至少是非贫困农户陷入贫困的2.2倍；农户脱贫主要依赖农民收入的获取能力及家庭资源，外出打工、家庭人均耕地面积、家庭男性劳动力比例对农户脱贫具有显著影响，农户家庭规模越大越容易陷入贫困；家庭成员的健康状况对农户贫困具有显著的正效应。
根据2009年和2011年中国营养与健康调查数据，通过构建双变量Biprobit模型，分析了中国农村家庭因病致贫的动态变化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农户因病致贫并非暂时性冲击，而是对家庭未来贫困具有显著的动态影响，因病致贫农户在未来两年内陷入贫困的概率至少是非贫困农户陷入贫困的2.2倍；农户脱贫主要依赖农民收入的获取能力及家庭资源，外出打工、家庭人均耕地面积、家庭男性劳动力比例对农户脱贫具有显著影响，农户家庭规模越大越容易陷入贫困；家庭成员的健康状况对农户贫困具有显著的正效应。
2017(6):67-73.
摘要:
基于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区的1561名地方居民的调查数据，运用分层回归法分析了文化生态保护区居民文化认同的影响机制。研究表明：社区依附对居民的文化认同和社区认同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影响系数分别为0.248、0.244，生活满意度调节了社区依附对文化认同和社区认同的影响作用，影响系数分别为0.156、0.120；社区认同在社区依附对文化认同的正向影响中具有一定中介作用，中介效应为0.058，同时社区认同的中介作用受到了生活满意度的调节。
基于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区的1561名地方居民的调查数据，运用分层回归法分析了文化生态保护区居民文化认同的影响机制。研究表明：社区依附对居民的文化认同和社区认同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影响系数分别为0.248、0.244，生活满意度调节了社区依附对文化认同和社区认同的影响作用，影响系数分别为0.156、0.120；社区认同在社区依附对文化认同的正向影响中具有一定中介作用，中介效应为0.058，同时社区认同的中介作用受到了生活满意度的调节。
2017(6):74-81.
摘要:
基于2014年全国老龄健康影响因素跟踪调查数据（CLHLS2014），引入经济支持、医疗可及、精神慰藉和社会交往四个社会支持的中介变量，探究居住安排对农村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影响机制。结果显示：独居对农村老年人的心理健康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对消极情绪和积极情绪的影响系数分别为0.580和-0.183；社会支持在其中具有明显的中介效用，对消极情绪与积极情绪的中介效应分别为43.0%和80.6%；经济支持、医疗可及等物质性社会支持的中介效应大于精神慰藉和社会交往等精神性社会支持的中介效应。
基于2014年全国老龄健康影响因素跟踪调查数据（CLHLS2014），引入经济支持、医疗可及、精神慰藉和社会交往四个社会支持的中介变量，探究居住安排对农村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影响机制。结果显示：独居对农村老年人的心理健康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对消极情绪和积极情绪的影响系数分别为0.580和-0.183；社会支持在其中具有明显的中介效用，对消极情绪与积极情绪的中介效应分别为43.0%和80.6%；经济支持、医疗可及等物质性社会支持的中介效应大于精神慰藉和社会交往等精神性社会支持的中介效应。
2017(6):82-86.
摘要:
家庭农场具有农业科技服务需求和供给的双重属性。发达国家以家庭农场为中心的农业科技服务模式，特别是美国“政府主导的‘三位一体’服务模式”、法国“非政府组织主导的多元参与服务模式”、日本“政府、农协双轨并驱服务模式”已非常成熟。其强有力的政府支持、健全的组织体系、发达的农民组织等模式建构及其为家庭农场提供优质高效科技服务的经验值得中国借鉴。借鉴的基本方略应该坚持以发展现代农业、家庭农场需求为导向，构建融公益性服务和经营性服务于一体、政府主导和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的 “一主多元”新型科技服务模式。
家庭农场具有农业科技服务需求和供给的双重属性。发达国家以家庭农场为中心的农业科技服务模式，特别是美国“政府主导的‘三位一体’服务模式”、法国“非政府组织主导的多元参与服务模式”、日本“政府、农协双轨并驱服务模式”已非常成熟。其强有力的政府支持、健全的组织体系、发达的农民组织等模式建构及其为家庭农场提供优质高效科技服务的经验值得中国借鉴。借鉴的基本方略应该坚持以发展现代农业、家庭农场需求为导向，构建融公益性服务和经营性服务于一体、政府主导和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的 “一主多元”新型科技服务模式。
2017(6):87-91.
摘要:
政府在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中承担着财政责任。对学术界关于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政府财政责任内涵进行综述的基础上，对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分担财政责任的现状、分担构想、制约因素以及分担机制的优化途径等方面的成果进行梳理，并提出未来应 从“技术”“责任激励与约束机制”等视角对养老保险政府财政责任分担机制进行深入研究。
政府在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中承担着财政责任。对学术界关于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政府财政责任内涵进行综述的基础上，对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分担财政责任的现状、分担构想、制约因素以及分担机制的优化途径等方面的成果进行梳理，并提出未来应 从“技术”“责任激励与约束机制”等视角对养老保险政府财政责任分担机制进行深入研究。
2017(6):92-98.
摘要:
基于S市407名居民的调查，根据计划行为理论和规范激活理论构建城市居民参与环境治理行为影响因素的理论模型，对城市居民参与环境治理行为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行为态度、主观规范、个体规范对城市居民参与环境治理行为意向存在显著的直接正向影响，且影响程度依次递增；主观规范通过个体规范及感知行为控制对城市居民参与环境治理行为意向产生间接正向影响；结果认知正向影响行为态度及主观规范。
基于S市407名居民的调查，根据计划行为理论和规范激活理论构建城市居民参与环境治理行为影响因素的理论模型，对城市居民参与环境治理行为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行为态度、主观规范、个体规范对城市居民参与环境治理行为意向存在显著的直接正向影响，且影响程度依次递增；主观规范通过个体规范及感知行为控制对城市居民参与环境治理行为意向产生间接正向影响；结果认知正向影响行为态度及主观规范。
2017(6):99-105.
摘要:
2013年《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为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收益分配主体和分配方式的确定提供了政策依据。基于入市收益生成机理，在初次流转中，政府、农民集体和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均应为参与收益分配的适格主体；在再次流转中，政府和土地使用权人都应是参与收益分配的适格主体。基于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市场化程度，初次流转以“征税+农民集体内部协商”的收益分配方式为宜；再次流转以“征税+市场主体自治”的收益分配方式为宜。
2013年《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为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收益分配主体和分配方式的确定提供了政策依据。基于入市收益生成机理，在初次流转中，政府、农民集体和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均应为参与收益分配的适格主体；在再次流转中，政府和土地使用权人都应是参与收益分配的适格主体。基于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市场化程度，初次流转以“征税+农民集体内部协商”的收益分配方式为宜；再次流转以“征税+市场主体自治”的收益分配方式为宜。
2017(6):106-113.
摘要:
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3)数据，运用二元Logistic模型，从家庭经济资本、家庭人力资本和家庭社会资本三个维度实证研究家庭禀赋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行为的影响，发现家庭年收入、对家庭经济状况的评价、房产数、小汽车拥有情况、家庭常住人口数、子女数、配偶或同居伴侣目前的教育程度、配偶或同居伴侣目前的户口登记状态、父母的政治面貌均具有统计显著性。进一步分析发现，对家庭经济状况评价较高、家庭拥有小汽车、配偶或同居伴侣受教育程度较高、配偶或同居伴侣为非农业户口均显著提高了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行为发生的概率，而家庭常住人口数较多、子女数多等均显著降低了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行为发生的概率。
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3)数据，运用二元Logistic模型，从家庭经济资本、家庭人力资本和家庭社会资本三个维度实证研究家庭禀赋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行为的影响，发现家庭年收入、对家庭经济状况的评价、房产数、小汽车拥有情况、家庭常住人口数、子女数、配偶或同居伴侣目前的教育程度、配偶或同居伴侣目前的户口登记状态、父母的政治面貌均具有统计显著性。进一步分析发现，对家庭经济状况评价较高、家庭拥有小汽车、配偶或同居伴侣受教育程度较高、配偶或同居伴侣为非农业户口均显著提高了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行为发生的概率，而家庭常住人口数较多、子女数多等均显著降低了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行为发生的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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