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第4期文章目次
2018(4):1-7.
摘要:
运用Florence Littauer的性格分类法，将农户户主性格分为：力量型（C型）、完美型（M型）、活泼型（S型）以及和平型（P型）四类，并构建考虑户主性格变量的Logistic模型，基于“农分期”9 253份农户贷款数据考察了户主性格对农户信用的影响，结果表明：户主性格显著影响农户借贷履约行为，性格类型中违约倾向按照从小到大排序依次是力量型（C型）、完美型（M型）、活泼型（S型）、和平型（P型）。
运用Florence Littauer的性格分类法，将农户户主性格分为：力量型（C型）、完美型（M型）、活泼型（S型）以及和平型（P型）四类，并构建考虑户主性格变量的Logistic模型，基于“农分期”9 253份农户贷款数据考察了户主性格对农户信用的影响，结果表明：户主性格显著影响农户借贷履约行为，性格类型中违约倾向按照从小到大排序依次是力量型（C型）、完美型（M型）、活泼型（S型）、和平型（P型）。
2018(4):8-17.
摘要:
基于长江上游地区47个市州2005—2015年的面板数据和明瑟收入方程理论，综合运用静态和动态的空间计量模型以及面板门槛回归模型，对农村人力资本增收效应及其空间特征的研究显示：长江上游地区农村人力资本的空间集聚效应凸出；人力资本、产业结构、城镇化水平、经济发展水平、公路密度和人口密度是农民增收空间影响机制中的重要因素；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具有内生驱动和外生依赖的双重特征；农村人力资本对农民增收具有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在不同经济门槛下农村人力资本增收效应呈现各异的门槛特征及经济现象。
基于长江上游地区47个市州2005—2015年的面板数据和明瑟收入方程理论，综合运用静态和动态的空间计量模型以及面板门槛回归模型，对农村人力资本增收效应及其空间特征的研究显示：长江上游地区农村人力资本的空间集聚效应凸出；人力资本、产业结构、城镇化水平、经济发展水平、公路密度和人口密度是农民增收空间影响机制中的重要因素；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具有内生驱动和外生依赖的双重特征；农村人力资本对农民增收具有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在不同经济门槛下农村人力资本增收效应呈现各异的门槛特征及经济现象。
2018(4):18-26.
摘要:
基于浙江省185家农民合作社样本数据，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模型实证检验合作社二次返利分配方式对合作社增收的影响，结果表明：实施二次返利能显著提高合作社收入、社员履约率及农产品品质，社员履约率及农产品品质对合作社的增收效应明显；二次返利与非二次返利合作社的收入差异主要来自于二次返利的实施；二次返利将社员利益与合作社利益“捆绑”及其对要素契约的反向治理约束了社员在生产和交易过程中的机会主义行为，有利于降低违约率，稳定社员与合作社的交易，并保障社员交售给合作社农产品的品质，最终有利于合作社增加收入。
基于浙江省185家农民合作社样本数据，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模型实证检验合作社二次返利分配方式对合作社增收的影响，结果表明：实施二次返利能显著提高合作社收入、社员履约率及农产品品质，社员履约率及农产品品质对合作社的增收效应明显；二次返利与非二次返利合作社的收入差异主要来自于二次返利的实施；二次返利将社员利益与合作社利益“捆绑”及其对要素契约的反向治理约束了社员在生产和交易过程中的机会主义行为，有利于降低违约率，稳定社员与合作社的交易，并保障社员交售给合作社农产品的品质，最终有利于合作社增加收入。
2018(4):27-32.
摘要:
基于CHIP2013外来务工住户数据，从农地的重要程度、可替代性以及地权稳定性等方面选取变量，采用多元有序Logistic模型对农民工承包地处置方式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由于禀赋效应的存在，农民进城务工时对农地处置按“留守家庭成员耕种－转包给个人－转给企业或农业大户－撂荒”禀赋效应依次减弱的方式存在差序特征；农民对土地依赖程度越低，农户收入水平越高，土地越容易被替代；土地市场越活跃，土地的禀赋效应越弱，农民倾向于放弃承包地经营权；由于禀赋效应的存在，更稳定的承包经营权与农民工农地处置不显著相关。
基于CHIP2013外来务工住户数据，从农地的重要程度、可替代性以及地权稳定性等方面选取变量，采用多元有序Logistic模型对农民工承包地处置方式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由于禀赋效应的存在，农民进城务工时对农地处置按“留守家庭成员耕种－转包给个人－转给企业或农业大户－撂荒”禀赋效应依次减弱的方式存在差序特征；农民对土地依赖程度越低，农户收入水平越高，土地越容易被替代；土地市场越活跃，土地的禀赋效应越弱，农民倾向于放弃承包地经营权；由于禀赋效应的存在，更稳定的承包经营权与农民工农地处置不显著相关。
2018(4):33-40.
摘要:
基于福建270家农户调查数据和Heckman样本选择模型，从是否参与供给和参与供给程度两个方面实证分析家庭禀赋对农户参与小型农田水利设施供给行为的影响效应，并分析责任主体认知对家庭禀赋和农户参与供给行为关系的调节效应。结果表明：农户参与行为是综合考虑家庭禀赋的理性选择，人力资本禀赋、社会资本禀赋（亲友联系）及自然资源资本禀赋（农地经营面积）对农户是否参与供给和参与供给程度都有显著正向影响，经济资本禀赋具有显著负向影响。户主责任主体认知在其中具有明显的调节效应。
基于福建270家农户调查数据和Heckman样本选择模型，从是否参与供给和参与供给程度两个方面实证分析家庭禀赋对农户参与小型农田水利设施供给行为的影响效应，并分析责任主体认知对家庭禀赋和农户参与供给行为关系的调节效应。结果表明：农户参与行为是综合考虑家庭禀赋的理性选择，人力资本禀赋、社会资本禀赋（亲友联系）及自然资源资本禀赋（农地经营面积）对农户是否参与供给和参与供给程度都有显著正向影响，经济资本禀赋具有显著负向影响。户主责任主体认知在其中具有明显的调节效应。
2018(4):41-46.
摘要:
基于中国居民收入调查数据库（CHIP2013）山东省数据，采用明瑟收益函数扩展形式，构建Heckman两阶段样本选择模型对选择偏差进行修正，实证分析了农民各教育层级回报率。结果表明：农民的工资性收入与教育年限呈现正向线性关系；不同教育层级的农民其教育回报率存在差别，初中、高中（中专）、大专及以上教育层级的回报率分别为0.553%、8.05%、2.175%；鉴于高中教育回报显著，有必要将义务教育推广到高中阶段，同时引导农民接受职业技能培训。
基于中国居民收入调查数据库（CHIP2013）山东省数据，采用明瑟收益函数扩展形式，构建Heckman两阶段样本选择模型对选择偏差进行修正，实证分析了农民各教育层级回报率。结果表明：农民的工资性收入与教育年限呈现正向线性关系；不同教育层级的农民其教育回报率存在差别，初中、高中（中专）、大专及以上教育层级的回报率分别为0.553%、8.05%、2.175%；鉴于高中教育回报显著，有必要将义务教育推广到高中阶段，同时引导农民接受职业技能培训。
2018(4):47-52.
摘要:
基于335份洞庭湖区农民参与“清洁田园”行动的问卷调查数据，分析了农民参与农业面源污染治理的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实证结果表明：农民参与农业面源污染治理的意愿偏低。在其影响因素中，农民认知、政府宣传、技术培训对农民参与农业面源污染治理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文化程度、家庭收入、政府激励、农业合作社、龙头企业等因素影响不显著。可见，加大宣传力度、强化农民的认知、加强技术培训是当下引导农民参与农业面源污染治理的有效举措。
基于335份洞庭湖区农民参与“清洁田园”行动的问卷调查数据，分析了农民参与农业面源污染治理的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实证结果表明：农民参与农业面源污染治理的意愿偏低。在其影响因素中，农民认知、政府宣传、技术培训对农民参与农业面源污染治理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文化程度、家庭收入、政府激励、农业合作社、龙头企业等因素影响不显著。可见，加大宣传力度、强化农民的认知、加强技术培训是当下引导农民参与农业面源污染治理的有效举措。
2018(4):53-59.
摘要:
我国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农责任制度存在事权划分不清、事权错配、事权划分法治化程度较低、以及财政支出责任平衡机制不完善等缺陷。进一步改革财政支农责任制度应借鉴有关国家支农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成功经验，实施以下创新策略：以农民权利保障为核心价值追求、以受益范围与激励相容为基础明晰责权、“以事定支”与“以支定事”相结合、基于支农事权特质强化地方自主权、全力推进支农事权与支出责任法治化。
我国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农责任制度存在事权划分不清、事权错配、事权划分法治化程度较低、以及财政支出责任平衡机制不完善等缺陷。进一步改革财政支农责任制度应借鉴有关国家支农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成功经验，实施以下创新策略：以农民权利保障为核心价值追求、以受益范围与激励相容为基础明晰责权、“以事定支”与“以支定事”相结合、基于支农事权特质强化地方自主权、全力推进支农事权与支出责任法治化。
2018(4):60-66.
摘要:
美国农业针对保险不当行为治理上，构筑了行业、属地、民间“三位一体”的综合监管体制、形成了多维度的法律规制体系和多元化的产品与差异化参保机制，并注重广泛运用先进的信息技术干预手段，取得了显著成效，对我国农业保险治理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美国农业针对保险不当行为治理上，构筑了行业、属地、民间“三位一体”的综合监管体制、形成了多维度的法律规制体系和多元化的产品与差异化参保机制，并注重广泛运用先进的信息技术干预手段，取得了显著成效，对我国农业保险治理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2018(4):67-72.
摘要:
在简要论述环境公益诉讼的特点和维护环境人权方面的多重效用基础上，剖析了我国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及法律适用存在的缺失，包括环境公益诉讼起诉主体规制及其司法适用有瑕疵、环境公益诉讼可诉范围的相关规制不匹配、环境公益诉讼的相关资金保障机制缺失。最后提出了完善环境公益诉讼有关起诉主体（原告）、环境公益诉讼可诉范围等规制，提高制度契合度，健全环境公益诉讼相关资金保障制度等策略。
在简要论述环境公益诉讼的特点和维护环境人权方面的多重效用基础上，剖析了我国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及法律适用存在的缺失，包括环境公益诉讼起诉主体规制及其司法适用有瑕疵、环境公益诉讼可诉范围的相关规制不匹配、环境公益诉讼的相关资金保障机制缺失。最后提出了完善环境公益诉讼有关起诉主体（原告）、环境公益诉讼可诉范围等规制，提高制度契合度，健全环境公益诉讼相关资金保障制度等策略。
2018(4):73-78.
摘要:
基于受贿罪数额认定关乎受贿罪的定罪量刑，对其数额认定与司法适用中存在的“多次受贿”、“未经处理”的界定、受贿数额累计中的期限、财产性利益的计算等存在争议的问题进行辨析。“多次受贿”是自然意义上的“多次”；“未经处理”包括未经刑事处罚、党纪和政纪处分，还包括未经单位和组织开展的“清退”等方式的“处理”。多次受贿的受贿数额累计应以受贿行为认定为前提，并受追诉期限限制；为了便于把握多次受贿行为之间是否存在“连续状态”这一关键问题，连续状态认定的时限应与刑法规定的追诉期限一致为原则。财产性利益的计算基于“实际支付”的原则，尽可能突出重点，并针对“贿赂物”特殊属性和情节细化和明晰有关折算规则。
基于受贿罪数额认定关乎受贿罪的定罪量刑，对其数额认定与司法适用中存在的“多次受贿”、“未经处理”的界定、受贿数额累计中的期限、财产性利益的计算等存在争议的问题进行辨析。“多次受贿”是自然意义上的“多次”；“未经处理”包括未经刑事处罚、党纪和政纪处分，还包括未经单位和组织开展的“清退”等方式的“处理”。多次受贿的受贿数额累计应以受贿行为认定为前提，并受追诉期限限制；为了便于把握多次受贿行为之间是否存在“连续状态”这一关键问题，连续状态认定的时限应与刑法规定的追诉期限一致为原则。财产性利益的计算基于“实际支付”的原则，尽可能突出重点，并针对“贿赂物”特殊属性和情节细化和明晰有关折算规则。
2018(4):79-84.
摘要:
以德国和英国为代表的欧美国家的离婚扶养制度，尤其是扶养请求权行使、扶养费给付数额和方式、离婚扶养义务的变更和终止等方面的规制和实践经验是人类文明成果。创建新时代中国特色离婚扶养法律制度，应进一步转变观念，并借鉴外国成功经验，厘定离婚扶养请求权的条件和范围；明晰扶养请求的数额、方式和期限，包括变更和终止离婚扶养的法定情形；明确离婚扶养请求权判决必须考虑的因素。
以德国和英国为代表的欧美国家的离婚扶养制度，尤其是扶养请求权行使、扶养费给付数额和方式、离婚扶养义务的变更和终止等方面的规制和实践经验是人类文明成果。创建新时代中国特色离婚扶养法律制度，应进一步转变观念，并借鉴外国成功经验，厘定离婚扶养请求权的条件和范围；明晰扶养请求的数额、方式和期限，包括变更和终止离婚扶养的法定情形；明确离婚扶养请求权判决必须考虑的因素。
2018(4):85-91.
摘要:
基于2012—2016年沪深A股上市的369家公司数据，考察不同生命周期企业的多元化经营与其财务绩效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多元化经营与企业财务绩效之间呈显著负相关，即多元化经营损害企业价值；非相关多元化与企业财务绩效之间呈负相关，相关多元化与企业财务绩效呈正相关。企业的生命周期影响着多元化经营与企业财务绩效之间的关系，相比处于成长期的企业，处于成熟期的企业相关多元化经营更能提高财务绩效，从而提高企业价值。
基于2012—2016年沪深A股上市的369家公司数据，考察不同生命周期企业的多元化经营与其财务绩效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多元化经营与企业财务绩效之间呈显著负相关，即多元化经营损害企业价值；非相关多元化与企业财务绩效之间呈负相关，相关多元化与企业财务绩效呈正相关。企业的生命周期影响着多元化经营与企业财务绩效之间的关系，相比处于成长期的企业，处于成熟期的企业相关多元化经营更能提高财务绩效，从而提高企业价值。
2018(4):92-98.
摘要:
基于2000—2014年世界投入表（WIOTs）时间序列数据和WWZ分解模型对中国服务业出口贸易结构与趋势的解析结果表明：中国服务业出口贸易主要以中间产品为主，且中间产品的增长快于最终产品；国内增加值主要以最终出口与被直接进口国吸收的中间出口值为主；返回增加值比例相对较小，但呈上升趋势；国外增加值占比越来越低，中国服务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程度还不高。就三类服务业而言，生产性服务业的返回并最终被本国吸收的国内增加值占比从2000年的0.98%增至2014年的2.78%；消费性服务业被国外吸收的国内增加值占比从2000年的89.64%上升至2014年91.37%；公共服务业被国外吸收的中间品出口增加值占比从2000年的45.38%上升至2014年的53.60%。
基于2000—2014年世界投入表（WIOTs）时间序列数据和WWZ分解模型对中国服务业出口贸易结构与趋势的解析结果表明：中国服务业出口贸易主要以中间产品为主，且中间产品的增长快于最终产品；国内增加值主要以最终出口与被直接进口国吸收的中间出口值为主；返回增加值比例相对较小，但呈上升趋势；国外增加值占比越来越低，中国服务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程度还不高。就三类服务业而言，生产性服务业的返回并最终被本国吸收的国内增加值占比从2000年的0.98%增至2014年的2.78%；消费性服务业被国外吸收的国内增加值占比从2000年的89.64%上升至2014年91.37%；公共服务业被国外吸收的中间品出口增加值占比从2000年的45.38%上升至2014年的5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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