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第2期文章目次
2019(2):1-9.
摘要:
农村资金互助社作为成员主导型合作金融的代表，既有农村内生优势，又有外在多重政策支持，但目前却发展困扰重重，表现为束缚太紧、发展缓慢、呈被“挤出”之势，资金来源受限、资金供需矛盾凸显，治理结构僵化、“内部人控制”现象严重。这种困扰的直接诱因是《农村资金互助社管理暂行规定》失当，根源却在于规制背后隐含的法律父爱主义——强管控的不当干预。要破除现有困局，应重塑理念，由“父爱主义监管”走向“包容性监管”；明晰资金互助社特性，尊重其独立自主性；重构制度，为资金互助社发展提供直接的依据和准绳。
农村资金互助社作为成员主导型合作金融的代表，既有农村内生优势，又有外在多重政策支持，但目前却发展困扰重重，表现为束缚太紧、发展缓慢、呈被“挤出”之势，资金来源受限、资金供需矛盾凸显，治理结构僵化、“内部人控制”现象严重。这种困扰的直接诱因是《农村资金互助社管理暂行规定》失当，根源却在于规制背后隐含的法律父爱主义——强管控的不当干预。要破除现有困局，应重塑理念，由“父爱主义监管”走向“包容性监管”；明晰资金互助社特性，尊重其独立自主性；重构制度，为资金互助社发展提供直接的依据和准绳。
2019(2):8-17.
摘要:
基于认知理论和全国农地融资试点地区852份入户问卷数据，运用Logit模型探讨农民土地经营权融资认知对参与意愿的影响，结果表明：大量农民认知滞后于制度的变化，有39%的农民处于认知协调（其中36.66%为无偏差认知协调、2.34%为偏差认知协调），22%的农民处于认知失调，39%的农民处于认知无关状态。与认知无关组相比，无偏差认知协调显著正向影响农民参与意愿，认知失调则显著负向影响农民参与意愿。由此可知，农民相关联多场景认知体系越协调，越能及时跟进制度的调整，就越倾向于利用新制度。
基于认知理论和全国农地融资试点地区852份入户问卷数据，运用Logit模型探讨农民土地经营权融资认知对参与意愿的影响，结果表明：大量农民认知滞后于制度的变化，有39%的农民处于认知协调（其中36.66%为无偏差认知协调、2.34%为偏差认知协调），22%的农民处于认知失调，39%的农民处于认知无关状态。与认知无关组相比，无偏差认知协调显著正向影响农民参与意愿，认知失调则显著负向影响农民参与意愿。由此可知，农民相关联多场景认知体系越协调，越能及时跟进制度的调整，就越倾向于利用新制度。
2019(2):16-25.
摘要:
以生猪养殖排放的主要污染物总氮、总磷和化学需氧量作为非期望产出，基于2004—2016年中国17个生猪主产省的数据，采用非径向、非角度基于松弛变量的方向性距离函数全要素生产率模型，对生猪优势产区和主产省大、中、小不同规模养殖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及其技术进步率和技术效率变化分解指数进行测度和比较，结果表明：规模化生猪养殖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有一定幅度的增长，三种规模均呈现出差异化增长的空间特征和波动性增长的时序变化特征；小规模生产率增长主要源自技术进步，大规模则主要源自技术效率提升，中规模由技术进步与技术效率改善双力驱动；资源禀赋条件和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的不同规模养殖比较优势、地方政府对本地生猪规模养殖的重视程度等差异是导致区域和省份间差异的重要原因。
以生猪养殖排放的主要污染物总氮、总磷和化学需氧量作为非期望产出，基于2004—2016年中国17个生猪主产省的数据，采用非径向、非角度基于松弛变量的方向性距离函数全要素生产率模型，对生猪优势产区和主产省大、中、小不同规模养殖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及其技术进步率和技术效率变化分解指数进行测度和比较，结果表明：规模化生猪养殖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有一定幅度的增长，三种规模均呈现出差异化增长的空间特征和波动性增长的时序变化特征；小规模生产率增长主要源自技术进步，大规模则主要源自技术效率提升，中规模由技术进步与技术效率改善双力驱动；资源禀赋条件和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的不同规模养殖比较优势、地方政府对本地生猪规模养殖的重视程度等差异是导致区域和省份间差异的重要原因。
2019(2):24-34.
摘要:
基于重庆市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试点县（区）涪陵区、大足区的调查数据和推拉理论，从城镇、农村各自的“推力”“拉力”方面共选取24个变量，运用主成分因子分析与二元Logistic回归方法对农民宅基地退出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在宅基地退出过程中，农村的推力主要在于农村不利的生产和生活条件、较差的物质环境和宅基地闲置；农村的拉力主要来自生活惯性、熟人社会的归属感，以及对下一代生活居住的考虑。城市的拉力主要来自较高的收入水平、较好的文化氛围；城市的推力主要在于房价太高、日常花销大以及生活习惯上的差异等。经济因素在农民抉择中起决定性影响，而后续发展以及心理适应等也是重要的影响因素。
基于重庆市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试点县（区）涪陵区、大足区的调查数据和推拉理论，从城镇、农村各自的“推力”“拉力”方面共选取24个变量，运用主成分因子分析与二元Logistic回归方法对农民宅基地退出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在宅基地退出过程中，农村的推力主要在于农村不利的生产和生活条件、较差的物质环境和宅基地闲置；农村的拉力主要来自生活惯性、熟人社会的归属感，以及对下一代生活居住的考虑。城市的拉力主要来自较高的收入水平、较好的文化氛围；城市的推力主要在于房价太高、日常花销大以及生活习惯上的差异等。经济因素在农民抉择中起决定性影响，而后续发展以及心理适应等也是重要的影响因素。
2019(2):31-41.
摘要:
基于2016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从收入分布和性别、城市规模及代际三个群体维度，实证分析了农民工不同层次教育回报的异质性，结果表明：伴随收入分位的变化，不同层次的教育表现出不同的收益变化趋势，收入分位越高，大学及以上学历的回报越高，初中和高中/中专学历的回报越低。在不同收入分位上，女性的教育回报均高于男性；当收入分位较低时，中小城市和新生代农民工的教育回报分别高于大城市和老一代农民工，但随着收入分位的提高，则后者的教育回报先后实现反超。教育对不同农民工群体收入差距具有不同影响，不同性别农民工教育回报的差异较小；相对于中小城市而言，大城市农民工有更好的教育回报；教育的禀赋优势，尤其是更丰裕的高等教育禀赋，则是新生代农民工收入超越老一代农民工的重要因素。
基于2016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从收入分布和性别、城市规模及代际三个群体维度，实证分析了农民工不同层次教育回报的异质性，结果表明：伴随收入分位的变化，不同层次的教育表现出不同的收益变化趋势，收入分位越高，大学及以上学历的回报越高，初中和高中/中专学历的回报越低。在不同收入分位上，女性的教育回报均高于男性；当收入分位较低时，中小城市和新生代农民工的教育回报分别高于大城市和老一代农民工，但随着收入分位的提高，则后者的教育回报先后实现反超。教育对不同农民工群体收入差距具有不同影响，不同性别农民工教育回报的差异较小；相对于中小城市而言，大城市农民工有更好的教育回报；教育的禀赋优势，尤其是更丰裕的高等教育禀赋，则是新生代农民工收入超越老一代农民工的重要因素。
2019(2):40-48.
摘要:
在征地拆迁实践中，行政包干制作为一种有效治理机制，被地方政府广泛运用。地方政府依托“乡政村治”体制，利用村级组织法理性、社会性和权威性，将征地拆迁中各种复杂事务包干给村“两委”。政府通过将剩余控制权、自由裁量权与剩余索取权等在发包方和承包方之间的合理配置，形塑了行政包干制的政治动员与规则控制、分类赋权与动态激励、利益模块化与社会监督等具体实践机制。征地拆迁行政包干制虽然对整合体制与社会资源、实现矛盾内化以及降低地方政府治理风险等具有明显正向效应，但从长远来看，它仍属于非制度化、非程序化治理，与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理念存在张力，并非一种长久治理机制。
在征地拆迁实践中，行政包干制作为一种有效治理机制，被地方政府广泛运用。地方政府依托“乡政村治”体制，利用村级组织法理性、社会性和权威性，将征地拆迁中各种复杂事务包干给村“两委”。政府通过将剩余控制权、自由裁量权与剩余索取权等在发包方和承包方之间的合理配置，形塑了行政包干制的政治动员与规则控制、分类赋权与动态激励、利益模块化与社会监督等具体实践机制。征地拆迁行政包干制虽然对整合体制与社会资源、实现矛盾内化以及降低地方政府治理风险等具有明显正向效应，但从长远来看，它仍属于非制度化、非程序化治理，与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理念存在张力，并非一种长久治理机制。
2019(2):47-55.
摘要:
基于佛山市南海区的雇主-雇员匹配调查数据，探讨了农民工在职培训对企业绩效和员工发展的影响，结果表明：在职培训对企业绩效提升有显著影响，企业培训次数和企业培训支出对企业总产值有显著正向影响，回归系数分别为0.02和0.3585，而企业培训次数对主营业务收入有显著正向影响，回归系数为0.3496，但在职培训次数对主营业务收入的影响并不显著；在职培训可以显著提升员工工资水平，显著降低员工工作流动性，接受过在职培训的农民工比未接受在职培训农民工工资高约6.96%，其流动意愿低约4.1%。
基于佛山市南海区的雇主-雇员匹配调查数据，探讨了农民工在职培训对企业绩效和员工发展的影响，结果表明：在职培训对企业绩效提升有显著影响，企业培训次数和企业培训支出对企业总产值有显著正向影响，回归系数分别为0.02和0.3585，而企业培训次数对主营业务收入有显著正向影响，回归系数为0.3496，但在职培训次数对主营业务收入的影响并不显著；在职培训可以显著提升员工工资水平，显著降低员工工作流动性，接受过在职培训的农民工比未接受在职培训农民工工资高约6.96%，其流动意愿低约4.1%。
2019(2):55-61.
摘要:
基于1 260家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2007—2017年的面板数据，以竞争战略为中介变量，分析了CEO过度自信对企业避税行为倾向的影响，结果表明：CEO过度自信与企业避税行为倾向呈正相关，相关系数为0.007；竞争战略对于这种影响具有明显的中介效用，即过度自信的CEO往往会倾向于选择进攻型战略，从而会进一步增加企业避税行为的激进倾向。
基于1 260家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2007—2017年的面板数据，以竞争战略为中介变量，分析了CEO过度自信对企业避税行为倾向的影响，结果表明：CEO过度自信与企业避税行为倾向呈正相关，相关系数为0.007；竞争战略对于这种影响具有明显的中介效用，即过度自信的CEO往往会倾向于选择进攻型战略，从而会进一步增加企业避税行为的激进倾向。
2019(2):62-69.
摘要:
基于2007—2015年中国30个省（市、区）的统计数据，对中国东、中、西部地区企业清洁技术创新水平及其影响因素的区域差异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市场型环境规制强度对清洁技术创新水平有显著正向影响，其中对东部地区影响最为明显；环境补贴对清洁技术创新水平产生正向影响，但对中、西部地区影响为负，不能有效激发地区创新主动性；排污收费对各地区清洁技术创新水平产生明显负向影响，其原因是排污收费门槛远低于治污成本。此外，企业规模对东、西部清洁技术创新水平产生显著正向影响。
基于2007—2015年中国30个省（市、区）的统计数据，对中国东、中、西部地区企业清洁技术创新水平及其影响因素的区域差异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市场型环境规制强度对清洁技术创新水平有显著正向影响，其中对东部地区影响最为明显；环境补贴对清洁技术创新水平产生正向影响，但对中、西部地区影响为负，不能有效激发地区创新主动性；排污收费对各地区清洁技术创新水平产生明显负向影响，其原因是排污收费门槛远低于治污成本。此外，企业规模对东、西部清洁技术创新水平产生显著正向影响。
2019(2):68-75.
摘要:
基于2017年“红黄蓝幼儿园虐童事件”的微博数据、网络舆情传播系统动力学原理及其SEIR模型的仿真模拟研究表明：政府干预能够有效影响各类网民群体间的数量变化及其舆情走势。在此基础上通过设置对照参数实验组，得到不同政府干预情形下的网络舆情演化趋势。进一步运用智能计算软件Maple对最佳效用函数进行求值，验证政府最优控制模型的有效性，结果表明当调控系数m1＊分别为0.0735、0.0299时，政府舆情引导效用最佳。
基于2017年“红黄蓝幼儿园虐童事件”的微博数据、网络舆情传播系统动力学原理及其SEIR模型的仿真模拟研究表明：政府干预能够有效影响各类网民群体间的数量变化及其舆情走势。在此基础上通过设置对照参数实验组，得到不同政府干预情形下的网络舆情演化趋势。进一步运用智能计算软件Maple对最佳效用函数进行求值，验证政府最优控制模型的有效性，结果表明当调控系数m1＊分别为0.0735、0.0299时，政府舆情引导效用最佳。
2019(2):76-81.
摘要:
利用2005—2014年26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对医保全民覆盖背景下居民医疗费用的决定因素进行了分析，包括人均GDP、人口老龄化、城乡医保政策及医生诱导需求因素。结果发现：我国医疗消费收入弹性略大于1，近似奢侈品的特征；人均GDP、65岁及以上人口比例和医院床位密度对居民医疗费用增长具有显著影响；城乡三大医保政策对居民医疗费用增长影响具有差异性。这说明居民收入增长、人口老龄化、城镇职工保险推动了我国医疗费用增长，其中城镇职工保险不仅促进居民医疗费用增长，也加剧了医生的诱导需求。政府应加强医保的控费作用、完善公立医院的运行体制，尤其是医保缴费水平较高的东部地区应有效控制医生的医疗行为，以减少不合理的医疗消费。
利用2005—2014年26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对医保全民覆盖背景下居民医疗费用的决定因素进行了分析，包括人均GDP、人口老龄化、城乡医保政策及医生诱导需求因素。结果发现：我国医疗消费收入弹性略大于1，近似奢侈品的特征；人均GDP、65岁及以上人口比例和医院床位密度对居民医疗费用增长具有显著影响；城乡三大医保政策对居民医疗费用增长影响具有差异性。这说明居民收入增长、人口老龄化、城镇职工保险推动了我国医疗费用增长，其中城镇职工保险不仅促进居民医疗费用增长，也加剧了医生的诱导需求。政府应加强医保的控费作用、完善公立医院的运行体制，尤其是医保缴费水平较高的东部地区应有效控制医生的医疗行为，以减少不合理的医疗消费。
2019(2):84-88.
摘要:
基于DEA-Topit模型对H省立项资助的35个“2011协同创新中心”绩效（投入产出效率）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5个协同创新中心投入产出高有效、3个弱有效、17个低（无）效率，显示H省立项的35个项目整体绩效水平不高，且各学科间绩效差异较大。学科排名、高校所在地域、高校层级分类以及项目所属学科类型与“2011协同创新中心”绩效存在正相关性；学位点数量与“2011协同创新中心”绩效呈显著负相关性。政府在推进协同创新过程中，应尽量打破项目遴选校际间平衡的思维，充分发挥平台优势，提升各协同高校的共享共建水平；着力提升学位点竞争实力，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实施分类评价与指导，健全项目持续支持与淘汰机制。
基于DEA-Topit模型对H省立项资助的35个“2011协同创新中心”绩效（投入产出效率）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5个协同创新中心投入产出高有效、3个弱有效、17个低（无）效率，显示H省立项的35个项目整体绩效水平不高，且各学科间绩效差异较大。学科排名、高校所在地域、高校层级分类以及项目所属学科类型与“2011协同创新中心”绩效存在正相关性；学位点数量与“2011协同创新中心”绩效呈显著负相关性。政府在推进协同创新过程中，应尽量打破项目遴选校际间平衡的思维，充分发挥平台优势，提升各协同高校的共享共建水平；着力提升学位点竞争实力，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实施分类评价与指导，健全项目持续支持与淘汰机制。
2019(2):91-96.
摘要:
基于我国大陆地区民事诉讼严格证明和自由证明范畴因理论上不明晰而导致适用实践失范，在借鉴德国、日本以及我国台湾地区的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大陆地区民事诉讼程序之特点，明确提出应以存在争议的重大事项、诉讼程序简易作为其确定严格证明和自由证明适用范畴的基准，并明确严格证明适用范畴为有争议的重要实体事项、有争议的重大程序性事实两类；自由证明适用范畴分为一般程序性事项、简易和小额诉讼程序中的案件事实、非诉程序中的事项、决定和裁定事项、当事人达成的证据契约等六个类别。
基于我国大陆地区民事诉讼严格证明和自由证明范畴因理论上不明晰而导致适用实践失范，在借鉴德国、日本以及我国台湾地区的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大陆地区民事诉讼程序之特点，明确提出应以存在争议的重大事项、诉讼程序简易作为其确定严格证明和自由证明适用范畴的基准，并明确严格证明适用范畴为有争议的重要实体事项、有争议的重大程序性事实两类；自由证明适用范畴分为一般程序性事项、简易和小额诉讼程序中的案件事实、非诉程序中的事项、决定和裁定事项、当事人达成的证据契约等六个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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