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第6期文章目次
2019(6):1-11.
摘要:
在缺乏良好社会组织机制的普通农业型地区，“现代农业与小农如何衔接”的问题可锁定为“现代农业新技术与小农如何衔接”的问题。“社会性小农”的本质特征是“在与他人的比较中定位和决定自己的行为和行为时间”。由于“社会性”对小农农业生产技术使用的型构，农技推广服务所供给的现代农业新技术在试图取代或转化“社会性小农”所自发选择的农业技术时遭遇了严重梗阻，农技推广服务与“社会性小农”之间出现适配困境。故此，农技推广服务就只能绕开小农的“社会性”寻求突围。干部的示范和带头作用，小农家庭发展观中的契机，以及边缘生产者对农技指导的渴求，都在“社会性小农”的生产逻辑之外，为现代农业新技术与小农生产的有效衔接预备了空间。
在缺乏良好社会组织机制的普通农业型地区，“现代农业与小农如何衔接”的问题可锁定为“现代农业新技术与小农如何衔接”的问题。“社会性小农”的本质特征是“在与他人的比较中定位和决定自己的行为和行为时间”。由于“社会性”对小农农业生产技术使用的型构，农技推广服务所供给的现代农业新技术在试图取代或转化“社会性小农”所自发选择的农业技术时遭遇了严重梗阻，农技推广服务与“社会性小农”之间出现适配困境。故此，农技推广服务就只能绕开小农的“社会性”寻求突围。干部的示范和带头作用，小农家庭发展观中的契机，以及边缘生产者对农技指导的渴求，都在“社会性小农”的生产逻辑之外，为现代农业新技术与小农生产的有效衔接预备了空间。
2019(6):12-17.
摘要:
基于全国中西部5省419份建档立卡贫困户微观调查数据，测算了建档立卡贫困户摆脱贫困的信心，同时运用有序Logit回归模型从贫困户可持续生计资本和对扶贫政策的认知、评价两个方面选取变量分析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大部分受访者对脱贫致富比较有信心，仅有8.96%的受访者比较没信心，10.17%的受访者非常没信心，对脱贫致富没信心的建档立卡贫困户是“等、靠、要”的主体。户主的健康状况良好、接受过技能培训的贫困户脱贫致富信心更大；合理的人情往来支出有助于增加脱贫致富的信心，但是超出合理限度之后的人情往来支出越多，贫困户对脱贫致富越没有信心；对国家扶贫政策了解程度高的贫困户脱贫信心更大；认为扶贫资源分配公平的贫困户脱贫信心更大；对政策实施效果满意度高的贫困户脱贫信心更大。
基于全国中西部5省419份建档立卡贫困户微观调查数据，测算了建档立卡贫困户摆脱贫困的信心，同时运用有序Logit回归模型从贫困户可持续生计资本和对扶贫政策的认知、评价两个方面选取变量分析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大部分受访者对脱贫致富比较有信心，仅有8.96%的受访者比较没信心，10.17%的受访者非常没信心，对脱贫致富没信心的建档立卡贫困户是“等、靠、要”的主体。户主的健康状况良好、接受过技能培训的贫困户脱贫致富信心更大；合理的人情往来支出有助于增加脱贫致富的信心，但是超出合理限度之后的人情往来支出越多，贫困户对脱贫致富越没有信心；对国家扶贫政策了解程度高的贫困户脱贫信心更大；认为扶贫资源分配公平的贫困户脱贫信心更大；对政策实施效果满意度高的贫困户脱贫信心更大。
2019(6):18-24.
摘要:
基于2003—2017年我国省际面板数据，采用空间杜宾模型探究我国农村多维贫困（收入、教育与医疗贫困）的空间集聚特征以及农村金融减贫的空间效应。结果表明：三种贫困均存在显著的空间正向关联，表明我国贫困表现为空间集聚的格局；农村金融发展对收入与教育贫困具有显著的抑制效果，但对降低医疗贫困并未起到关键性的作用；中、西部地区的农村金融发展对三种贫困均有显著的抑制作用，且均存在显著的空间关联，而东部地区则不具有显著的空间关联；农村金融发展还通过空间溢出效应对邻近省份发挥间接减贫作用，这为进一步解决贫困的集聚效应提供了新的思路。
基于2003—2017年我国省际面板数据，采用空间杜宾模型探究我国农村多维贫困（收入、教育与医疗贫困）的空间集聚特征以及农村金融减贫的空间效应。结果表明：三种贫困均存在显著的空间正向关联，表明我国贫困表现为空间集聚的格局；农村金融发展对收入与教育贫困具有显著的抑制效果，但对降低医疗贫困并未起到关键性的作用；中、西部地区的农村金融发展对三种贫困均有显著的抑制作用，且均存在显著的空间关联，而东部地区则不具有显著的空间关联；农村金融发展还通过空间溢出效应对邻近省份发挥间接减贫作用，这为进一步解决贫困的集聚效应提供了新的思路。
2019(6):25-30.
摘要:
农地流转对粮食生产和粮食安全有着重要的影响，但农地流转促进粮食增产吗？利用“脱钩”的理论，建立“脱钩”方程以湖南省为例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2005—2016年，湖南省农地流转与粮食产量之间存在脱钩关系，基本态势为扩张性负脱钩型，但是2010、2013和2016三年表现为强负脱钩型，而2007年为强脱钩型。可以说，农地流转并没有实现预期的粮食增产目标，原因包括：农地流转市场信息不对称，流转效率和效益较低；农地流转存在“小农复制”，没有实现规模经营；农地流转带来“非粮化、非农化”；与农地流转相适应的社会化、组织化服务水平低。
农地流转对粮食生产和粮食安全有着重要的影响，但农地流转促进粮食增产吗？利用“脱钩”的理论，建立“脱钩”方程以湖南省为例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2005—2016年，湖南省农地流转与粮食产量之间存在脱钩关系，基本态势为扩张性负脱钩型，但是2010、2013和2016三年表现为强负脱钩型，而2007年为强脱钩型。可以说，农地流转并没有实现预期的粮食增产目标，原因包括：农地流转市场信息不对称，流转效率和效益较低；农地流转存在“小农复制”，没有实现规模经营；农地流转带来“非粮化、非农化”；与农地流转相适应的社会化、组织化服务水平低。
2019(6):31-37.
摘要:
互联网时代，农村协同治理存在“公开—监督”、“互动—协商”与“开放—共治”三种模式。“公开—监督”模式多以门户网站为依托，注重信息公开与公共监督，规范基层权力，化解社会矛盾；“互动—协商”模式以“微政务”平台为依托，注重对话与协商，化解社会分歧，提供个性服务；“开放—共治”模式以各类移动终端为依托，注重数据资源共享与开放式治理，推动多元主体协同共治。三种协同治理模式是信息技术发展、社会实际需求与国家推动力度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信息技术发展是必要条件，社会实际需求与国家推动力度是充分条件。在农村治理现实中，要充分考虑上述三种条件合理选择相应的协同治理模式，促进乡村治理有效实现。
互联网时代，农村协同治理存在“公开—监督”、“互动—协商”与“开放—共治”三种模式。“公开—监督”模式多以门户网站为依托，注重信息公开与公共监督，规范基层权力，化解社会矛盾；“互动—协商”模式以“微政务”平台为依托，注重对话与协商，化解社会分歧，提供个性服务；“开放—共治”模式以各类移动终端为依托，注重数据资源共享与开放式治理，推动多元主体协同共治。三种协同治理模式是信息技术发展、社会实际需求与国家推动力度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信息技术发展是必要条件，社会实际需求与国家推动力度是充分条件。在农村治理现实中，要充分考虑上述三种条件合理选择相应的协同治理模式，促进乡村治理有效实现。
2019(6):38-45.
摘要:
基于家庭环境和同伴效应的维度，并采用城镇初中生作为参照组，利用中国教育追踪调查（CEPS）2014—2015学年数据，探讨了农村流动初中生不良行为的影响因素及其地区差异，结果表明：家庭环境是抵御不良行为的重要保护因素，优质同伴的榜样示范作用一定程度上能够抑制不良行为，而结交不良同伴则会对个人不良行为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相对城镇初中生而言，农村流动初中生的上述影响效应更加显著；无论是东部还是中西部地区，家庭和同伴因素对农村流动初中生不良行为的影响均大于城镇初中生，在中西部地区这两类群体之间的影响差异更大。
基于家庭环境和同伴效应的维度，并采用城镇初中生作为参照组，利用中国教育追踪调查（CEPS）2014—2015学年数据，探讨了农村流动初中生不良行为的影响因素及其地区差异，结果表明：家庭环境是抵御不良行为的重要保护因素，优质同伴的榜样示范作用一定程度上能够抑制不良行为，而结交不良同伴则会对个人不良行为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相对城镇初中生而言，农村流动初中生的上述影响效应更加显著；无论是东部还是中西部地区，家庭和同伴因素对农村流动初中生不良行为的影响均大于城镇初中生，在中西部地区这两类群体之间的影响差异更大。
2019(6):46-55.
摘要:
基于2013—2017年的面板数据测算了我国15省区肉牛产业全要素生产率，并运用PVAR模型分析了农业机械化、政策扶持、交通条件、农村居民收入、牧草生产、粮食生产、乡镇畜牧兽医队伍建设和规模化养殖对肉牛产业全要素生产率变动的动态影响。结果表明：我国15个省区肉牛产业全要素生产率均值为1.015，年均增长1.50%，其中宁夏增长速度最快，云南降幅最大。西部地区肉牛产业全要素生产率最高，其次为东部地区，中部地区最低。农业机械化、政策扶持、交通条件、牧草生产、乡镇畜牧兽医队伍建设和规模化养殖对肉牛产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产生积极影响，农村居民收入及粮食生产具有负面影响。
基于2013—2017年的面板数据测算了我国15省区肉牛产业全要素生产率，并运用PVAR模型分析了农业机械化、政策扶持、交通条件、农村居民收入、牧草生产、粮食生产、乡镇畜牧兽医队伍建设和规模化养殖对肉牛产业全要素生产率变动的动态影响。结果表明：我国15个省区肉牛产业全要素生产率均值为1.015，年均增长1.50%，其中宁夏增长速度最快，云南降幅最大。西部地区肉牛产业全要素生产率最高，其次为东部地区，中部地区最低。农业机械化、政策扶持、交通条件、牧草生产、乡镇畜牧兽医队伍建设和规模化养殖对肉牛产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产生积极影响，农村居民收入及粮食生产具有负面影响。
2019(6):56-62.
摘要:
基于联合国 COMTRADE 数据库2002—2017年世界水产品贸易数据，比较分析了中国水产品NRCA和PRODY指数，并使用非参数估计的分布动态法分析了中国入世以来水产品比较优势的动态演变和比较优势水产品技术含量升级情况。结果表明：入世以来，中国水产品在国际贸易中具有比较优势，但比较优势在减弱；水产品分布在比较劣势的数目大于分布在比较优势的数目，比较优势具有较强的内部流动性；中国比较优势水产品主要集中于低技术型和中等技术型水产品，高技术型水产品较少，中、低技术型水产品并未向高技术型水产品升级。
基于联合国 COMTRADE 数据库2002—2017年世界水产品贸易数据，比较分析了中国水产品NRCA和PRODY指数，并使用非参数估计的分布动态法分析了中国入世以来水产品比较优势的动态演变和比较优势水产品技术含量升级情况。结果表明：入世以来，中国水产品在国际贸易中具有比较优势，但比较优势在减弱；水产品分布在比较劣势的数目大于分布在比较优势的数目，比较优势具有较强的内部流动性；中国比较优势水产品主要集中于低技术型和中等技术型水产品，高技术型水产品较少，中、低技术型水产品并未向高技术型水产品升级。
2019(6):63-70.
摘要:
基于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运用扩展线性支出（ELES）模型，测量城乡居民家庭基本生活需要标准，从社会安全网视角分析基本生活需要保障路径。研究表明：城乡地区有近三成家庭的人均纯收入未能达到基本生活需要标准，部分社会政策项目设计存在基本生活需要保障水平不充分和地区不平衡问题，政府、亲属分别是满足家庭基本生活需要最主要的正式和非正式保障途径。基于此，重视基本生活需要标准测量并纳入民生决策范围，提高相关社会政策项目的基本生活需要保障水平，加强社会安全网中社会互助等非正式保障途径的作用，是实现城乡居民家庭基本生活需要保障的有效举措。
基于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运用扩展线性支出（ELES）模型，测量城乡居民家庭基本生活需要标准，从社会安全网视角分析基本生活需要保障路径。研究表明：城乡地区有近三成家庭的人均纯收入未能达到基本生活需要标准，部分社会政策项目设计存在基本生活需要保障水平不充分和地区不平衡问题，政府、亲属分别是满足家庭基本生活需要最主要的正式和非正式保障途径。基于此，重视基本生活需要标准测量并纳入民生决策范围，提高相关社会政策项目的基本生活需要保障水平，加强社会安全网中社会互助等非正式保障途径的作用，是实现城乡居民家庭基本生活需要保障的有效举措。
2019(6):71-77.
摘要:
通过对L乡农村精准扶贫实践的案例分析发现，贫困治理场域的国家自主性呈现一种嵌入式自主的形态。在农村精准扶贫政策实践过程中，通过贫困治理目标、贫困治理动员机制以及扶贫项目的分类嵌入，国家在贫困治理中体现出明显的自主性，提升了农村精准扶贫政策执行的有效性。与此同时，由于国家自上而下嵌入的刚性的贫困治理体系无法有效适应多元化的乡村社会，其认证能力、动员能力及扶贫资源分配能力存在有限性，国家自主性的嵌入遇到一定程度的障碍。应从国家在乡村社会的认证能力、在贫困治理场域中的动员能力及扶贫资源分配的公共性等方面着手，提升国家在贫困治理中的权威及政策执行能力。
通过对L乡农村精准扶贫实践的案例分析发现，贫困治理场域的国家自主性呈现一种嵌入式自主的形态。在农村精准扶贫政策实践过程中，通过贫困治理目标、贫困治理动员机制以及扶贫项目的分类嵌入，国家在贫困治理中体现出明显的自主性，提升了农村精准扶贫政策执行的有效性。与此同时，由于国家自上而下嵌入的刚性的贫困治理体系无法有效适应多元化的乡村社会，其认证能力、动员能力及扶贫资源分配能力存在有限性，国家自主性的嵌入遇到一定程度的障碍。应从国家在乡村社会的认证能力、在贫困治理场域中的动员能力及扶贫资源分配的公共性等方面着手，提升国家在贫困治理中的权威及政策执行能力。
2019(6):78-84.
摘要:
经过40年的发展演变，中国暂予监外执行制度和现实出现了明显的背离：行刑个别化原则的本意被曲解；“悯囚”政策变成了部分罪犯重新犯罪的“护身符”；僵化执法使公共利益受到了一定的威胁；罪犯顺利回归社会美好愿望难以实现。究其缘由，立法进行社区矫正顶层设计时对暂予监外执行罪犯的独特性未足够关注，实践中司法机关协调衔接机制缺乏，在综合平衡社区行刑时导致暂予监外执行罪犯等社区矫正对象“惩罚”“矫正”“修复”三重价值上存在冲突。应当从理念上消除刑罚执行误区，通过立法重构刑罚执行体系，在司法层面探索建立听证决定程序，完善执行环节的监督与保障制度，确保暂予监外执行制度运行顺畅。
经过40年的发展演变，中国暂予监外执行制度和现实出现了明显的背离：行刑个别化原则的本意被曲解；“悯囚”政策变成了部分罪犯重新犯罪的“护身符”；僵化执法使公共利益受到了一定的威胁；罪犯顺利回归社会美好愿望难以实现。究其缘由，立法进行社区矫正顶层设计时对暂予监外执行罪犯的独特性未足够关注，实践中司法机关协调衔接机制缺乏，在综合平衡社区行刑时导致暂予监外执行罪犯等社区矫正对象“惩罚”“矫正”“修复”三重价值上存在冲突。应当从理念上消除刑罚执行误区，通过立法重构刑罚执行体系，在司法层面探索建立听证决定程序，完善执行环节的监督与保障制度，确保暂予监外执行制度运行顺畅。
2019(6):85-92.
摘要:
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6年数据，考察了非农就业对农村家庭子女课外教育支出的影响。通过Tobit模型和Double-Hurdle模型回归发现，非农就业对农村家庭子女课外教育支出产生显著影响；非农经营对子女课外教育支出的影响显著高于外出务工；非农经营对子女课外教育支出意愿影响更显著，而外出务工对子女课外教育支出程度影响更显著。此外，非农就业缩小了农村家庭对子女课外教育支出的性别差异。
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6年数据，考察了非农就业对农村家庭子女课外教育支出的影响。通过Tobit模型和Double-Hurdle模型回归发现，非农就业对农村家庭子女课外教育支出产生显著影响；非农经营对子女课外教育支出的影响显著高于外出务工；非农经营对子女课外教育支出意愿影响更显著，而外出务工对子女课外教育支出程度影响更显著。此外，非农就业缩小了农村家庭对子女课外教育支出的性别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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