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第5期文章目次
2020(5):1-7.
摘要:
基于2001—2019年12个棉花主产区省级动态面板数据，采用Nerlove供给反应模型分析我国棉花补贴政策实施效果和替代作物比较效益变化对农户棉花生产决策的影响，结果表明：农户棉花生产具有一定惯性，不会轻易调整播种面积，上一期棉花播种面积对即期棉花生产有较强影响；棉花生产在短期内缺乏价格弹性，长期富有价格弹性，补贴政策增加了棉花播种面积对价格变动反应的敏感性；生产成本的提高会挤占棉花种植收益，农户会相应减少棉花种植面积；长期来看棉花生产对替代作物价格变动的反应灵敏度会增强，而棉花补贴政策一定程度上会降低农户改种其他作物的概率；棉花目标价格政策的实施对稳定棉花生产有积极作用。
基于2001—2019年12个棉花主产区省级动态面板数据，采用Nerlove供给反应模型分析我国棉花补贴政策实施效果和替代作物比较效益变化对农户棉花生产决策的影响，结果表明：农户棉花生产具有一定惯性，不会轻易调整播种面积，上一期棉花播种面积对即期棉花生产有较强影响；棉花生产在短期内缺乏价格弹性，长期富有价格弹性，补贴政策增加了棉花播种面积对价格变动反应的敏感性；生产成本的提高会挤占棉花种植收益，农户会相应减少棉花种植面积；长期来看棉花生产对替代作物价格变动的反应灵敏度会增强，而棉花补贴政策一定程度上会降低农户改种其他作物的概率；棉花目标价格政策的实施对稳定棉花生产有积极作用。
2020(5):8-17.
摘要:
基于陕西省Y村的调查，剖析了股份合作型新集体经济的生成逻辑、运行机制以及实践约束。研究表明：提高集体资产配置效率、增强村民与集体经济之间的利益联结机制、推动农村产业转型升级以及筑牢乡村治理根基是其基本生成逻辑；“股份合作公司+股份合作社+协会”的组织结构、“产权共享+相对静态”的股权管理模式、“联产+联股”的分配机制、“品牌化+创业、创客、创新三创联动”的产业动力机制、“自治、法治、德治三治合一”的乡村治理体系促进了其快速发展，但在实践中，股份合作型新集体经济发展仍可能存在组织结构不完善、激励监督机制不健全、集体经营风险增大以及产业融合程度低的约束。
基于陕西省Y村的调查，剖析了股份合作型新集体经济的生成逻辑、运行机制以及实践约束。研究表明：提高集体资产配置效率、增强村民与集体经济之间的利益联结机制、推动农村产业转型升级以及筑牢乡村治理根基是其基本生成逻辑；“股份合作公司+股份合作社+协会”的组织结构、“产权共享+相对静态”的股权管理模式、“联产+联股”的分配机制、“品牌化+创业、创客、创新三创联动”的产业动力机制、“自治、法治、德治三治合一”的乡村治理体系促进了其快速发展，但在实践中，股份合作型新集体经济发展仍可能存在组织结构不完善、激励监督机制不健全、集体经营风险增大以及产业融合程度低的约束。
2020(5):18-27.
摘要:
为了分析信贷资金能否缓解农户的生产约束进而促进土地规模经营，构建了农户生产模型，阐述了农户借贷对土地转入的影响，并利用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CLDS）建立IV Probit模型，进一步验证和分析了农户借贷对土地转入的影响方向、影响路径和农户异质性问题。研究结果表明：农户借贷对土地转入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并且非正规借贷的促进效应略大于正规借贷；农户借贷能通过促进生产性消费进而促进土地转入，而生活性消费的中介效应未通过验证；农户借贷对土地转入的促进效应在小规模农户和低农业收入、中等农业收入农户中显著，而在规模农户和高农业收入农户中不显著。
为了分析信贷资金能否缓解农户的生产约束进而促进土地规模经营，构建了农户生产模型，阐述了农户借贷对土地转入的影响，并利用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CLDS）建立IV Probit模型，进一步验证和分析了农户借贷对土地转入的影响方向、影响路径和农户异质性问题。研究结果表明：农户借贷对土地转入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并且非正规借贷的促进效应略大于正规借贷；农户借贷能通过促进生产性消费进而促进土地转入，而生活性消费的中介效应未通过验证；农户借贷对土地转入的促进效应在小规模农户和低农业收入、中等农业收入农户中显著，而在规模农户和高农业收入农户中不显著。
2020(5):28-35.
摘要:
在乡村社会中，治理单元规模、治理成本与乡村治理结构选择密切相关。当单元规模较小时，“关系—制度型”治理结构具有低成本优势；当单元规模较大时，“制度—关系型”治理结构具有比较成本优势。所以，伴随单元规模的扩大，乡村治理结构由“关系—制度型”结构转向“制度—关系型”结构，方能实现治理有效。目前乡村社会中，关系治理的路径依赖与外部环境的变化严重制约或影响着乡村治理结构转型，导致乡村社会治理失灵。而要想走出治理失灵，一方面，应科学看待合村并组，推动治理单元规模调整与乡村治理结构转型相协调，另一方面，要合理对待既有关系与制度，既要建构制度与清理制度并重，又要利用关系与规范关系并行，以优化乡村治理结构。
在乡村社会中，治理单元规模、治理成本与乡村治理结构选择密切相关。当单元规模较小时，“关系—制度型”治理结构具有低成本优势；当单元规模较大时，“制度—关系型”治理结构具有比较成本优势。所以，伴随单元规模的扩大，乡村治理结构由“关系—制度型”结构转向“制度—关系型”结构，方能实现治理有效。目前乡村社会中，关系治理的路径依赖与外部环境的变化严重制约或影响着乡村治理结构转型，导致乡村社会治理失灵。而要想走出治理失灵，一方面，应科学看待合村并组，推动治理单元规模调整与乡村治理结构转型相协调，另一方面，要合理对待既有关系与制度，既要建构制度与清理制度并重，又要利用关系与规范关系并行，以优化乡村治理结构。
2020(5):36-43.
摘要:
基于武汉市、郑州市、北京市1 286份农民工样本调查数据，以城市归属感为中介变量，探讨身份认同对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的影响，结果表明：身份认同对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在身份认同的五个指标中，农民工收入地位认同对城市定居意愿的影响最大，其次分别为生活方式认同、人际交往认同、自我角色认同、制度处境认同。身份认同不仅对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有直接提升作用，而且可通过正向作用于城市归属感间接提升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身份认同对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的影响具有代际差异。自我角色认同、收入地位认同、人际交往认同、生活方式认同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的影响大于第一代农民工，而制度处境认同对第一代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的影响大于新生代农民工。
基于武汉市、郑州市、北京市1 286份农民工样本调查数据，以城市归属感为中介变量，探讨身份认同对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的影响，结果表明：身份认同对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在身份认同的五个指标中，农民工收入地位认同对城市定居意愿的影响最大，其次分别为生活方式认同、人际交往认同、自我角色认同、制度处境认同。身份认同不仅对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有直接提升作用，而且可通过正向作用于城市归属感间接提升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身份认同对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的影响具有代际差异。自我角色认同、收入地位认同、人际交往认同、生活方式认同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的影响大于第一代农民工，而制度处境认同对第一代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的影响大于新生代农民工。
2020(5):44-51.
摘要:
农户宅基地退出方式选择受到多尺度因素的综合影响。基于河南部分地区的农户及其村级变量的调研数据，采用交叉列联表和广义分层线性模型，对农户宅基地退出方式选择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农户个体及其村级特征影响其宅基地退出方式；农民的教育程度、主要职业及家庭年总收入对农户宅基地退出方式选择具有显著正向作用，年龄具有负向作用；村级特征中，村到最近城镇距离显著弱化教育程度对农户宅基地退出方式选择的正向影响。需完善农民教育培训、提高置换补偿标准等相关政策及保障体系，促进具有进城意愿和条件的农户完全退出宅基地，提高不完全退出宅基地农户的生活保障水平。
农户宅基地退出方式选择受到多尺度因素的综合影响。基于河南部分地区的农户及其村级变量的调研数据，采用交叉列联表和广义分层线性模型，对农户宅基地退出方式选择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农户个体及其村级特征影响其宅基地退出方式；农民的教育程度、主要职业及家庭年总收入对农户宅基地退出方式选择具有显著正向作用，年龄具有负向作用；村级特征中，村到最近城镇距离显著弱化教育程度对农户宅基地退出方式选择的正向影响。需完善农民教育培训、提高置换补偿标准等相关政策及保障体系，促进具有进城意愿和条件的农户完全退出宅基地，提高不完全退出宅基地农户的生活保障水平。
2020(5):52-60.
摘要:
基于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2017年的数据，利用有序probit模型，考察了城乡居民的互联网使用频率对食品安全风险感知影响的差异性以及政治信任和社会信任的中介效应。研究发现，对于农村居民而言，由于政治信任的中介效应，互联网使用频率的增高带来了更高的食品安全风险感知；相较于农村居民，城市居民的互联网使用频率对其食品安全风险感知的影响并不显著，这主要是由于城市居民互联网使用频率并不影响其政治信任和社会信任。提出政府应努力提高农村居民媒介素养，从源头上加强对互联网的信息管理，努力提高城乡居民的政治信任和社会信任，建设共建共治共享的食品安全治理体系。
基于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2017年的数据，利用有序probit模型，考察了城乡居民的互联网使用频率对食品安全风险感知影响的差异性以及政治信任和社会信任的中介效应。研究发现，对于农村居民而言，由于政治信任的中介效应，互联网使用频率的增高带来了更高的食品安全风险感知；相较于农村居民，城市居民的互联网使用频率对其食品安全风险感知的影响并不显著，这主要是由于城市居民互联网使用频率并不影响其政治信任和社会信任。提出政府应努力提高农村居民媒介素养，从源头上加强对互联网的信息管理，努力提高城乡居民的政治信任和社会信任，建设共建共治共享的食品安全治理体系。
2020(5):61-67.
摘要:
基于2018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聚焦公共健康教育的效果，采用OLS方法实证分析了接受公共健康教育对流动人口健康状况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发现：接受健康教育可以显著提升流动人口的健康状况，Ordered Logit模型稳健性检验及工具变量法内生性分析表明这一结果仍然成立；青年人、未受过高等教育和中西部地区流动人口群体接受健康教育对其自身健康状况影响的边际效应更大；流动人口接受健康教育通过建立健康档案和签约家庭医生服务两种方式改善其自身健康状况。应努力规范公共健康教育，充分发挥其提升流动人口健康状况的效果。
基于2018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聚焦公共健康教育的效果，采用OLS方法实证分析了接受公共健康教育对流动人口健康状况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发现：接受健康教育可以显著提升流动人口的健康状况，Ordered Logit模型稳健性检验及工具变量法内生性分析表明这一结果仍然成立；青年人、未受过高等教育和中西部地区流动人口群体接受健康教育对其自身健康状况影响的边际效应更大；流动人口接受健康教育通过建立健康档案和签约家庭医生服务两种方式改善其自身健康状况。应努力规范公共健康教育，充分发挥其提升流动人口健康状况的效果。
2020(5):68-76.
摘要:
2020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大批中小微企业生产经营压力加大。为助力企业复工复产，结合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基金收支数据，运用精算模型分析养老保险缴费率潜在下调空间。研究发现：当无政策干预，养老保险基金于2024年出现累计赤字，缴费率调至26.75%能使基金收支平衡；若单独实施国有股划转政策，缴费率最高可下调2.38%~5.55%，企业缴费负担可减轻14.88%~34.69%，单独实施社保征收体制改革或扩面政策，缴费率虽有下调空间，但企业缴费负担未减轻；若同时实施国有股划转政策、社保征收体制改革和扩面三项政策，缴费率最低可下调2.31%~7.09%，最高下调4.67%~11.03%，且能减轻企业缴费负担；考虑财政补贴之后，缴费率最低可下调0.95%~7.09%，最高可下调2.16%~13.17%，企业缴费负担进一步减轻。因此，政府可加大国有股划转比例，尽快落实社保征收体制改革并提高养老保险财政补贴，为缴费率下调创造契机。
2020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大批中小微企业生产经营压力加大。为助力企业复工复产，结合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基金收支数据，运用精算模型分析养老保险缴费率潜在下调空间。研究发现：当无政策干预，养老保险基金于2024年出现累计赤字，缴费率调至26.75%能使基金收支平衡；若单独实施国有股划转政策，缴费率最高可下调2.38%~5.55%，企业缴费负担可减轻14.88%~34.69%，单独实施社保征收体制改革或扩面政策，缴费率虽有下调空间，但企业缴费负担未减轻；若同时实施国有股划转政策、社保征收体制改革和扩面三项政策，缴费率最低可下调2.31%~7.09%，最高下调4.67%~11.03%，且能减轻企业缴费负担；考虑财政补贴之后，缴费率最低可下调0.95%~7.09%，最高可下调2.16%~13.17%，企业缴费负担进一步减轻。因此，政府可加大国有股划转比例，尽快落实社保征收体制改革并提高养老保险财政补贴，为缴费率下调创造契机。
2020(5):77-85.
摘要:
基于CFPS2010、2012、2014、2016四期面板数据，研究健康冲击对中国农村居民家庭消费的影响与机制，结果表明：健康冲击显著推高了家庭总消费和多个分项消费，其中以医疗保健消费的增加幅度为最高，健康冲击也显著推高了家庭医疗保健消费占比，降低了衣着、文教娱乐等消费占比，破坏了家庭消费结构；随着家庭总消费分位点的上升，健康冲击的影响系数也逐步递增；健康冲击对家庭总消费的影响系数存在地区、收入阶层差异；健康冲击通过对家庭工资性收入、生产经营收入、储蓄率、亲戚借款金额、非正式转移性收入、正式转移性收入产生影响，进而影响家庭总消费。
基于CFPS2010、2012、2014、2016四期面板数据，研究健康冲击对中国农村居民家庭消费的影响与机制，结果表明：健康冲击显著推高了家庭总消费和多个分项消费，其中以医疗保健消费的增加幅度为最高，健康冲击也显著推高了家庭医疗保健消费占比，降低了衣着、文教娱乐等消费占比，破坏了家庭消费结构；随着家庭总消费分位点的上升，健康冲击的影响系数也逐步递增；健康冲击对家庭总消费的影响系数存在地区、收入阶层差异；健康冲击通过对家庭工资性收入、生产经营收入、储蓄率、亲戚借款金额、非正式转移性收入、正式转移性收入产生影响，进而影响家庭总消费。
2020(5):86-94.
摘要:
构建面板三阶段DEA模型，对我国28个省份2008—2017年农村最低生活保障财政支出效率进行了测算，结果表明：我国农村低保财政支出效率整体水平较高，但仍存在一定的进步空间；选取的环境变量对农村低保财政支出效率均存在显著性影响；剔除环境变量和随机误差的影响，发现24个非DEA有效省份的综合技术效率均存在上下波动，其中“双高型”省份有9个，“低高型”省份有4个，“高低型”省份有3个，“双低型”省份有8个。各省农村低保财政支出应优化财政投入规模与结构，适应当地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并实施合理有效的效率提升策略。
构建面板三阶段DEA模型，对我国28个省份2008—2017年农村最低生活保障财政支出效率进行了测算，结果表明：我国农村低保财政支出效率整体水平较高，但仍存在一定的进步空间；选取的环境变量对农村低保财政支出效率均存在显著性影响；剔除环境变量和随机误差的影响，发现24个非DEA有效省份的综合技术效率均存在上下波动，其中“双高型”省份有9个，“低高型”省份有4个，“高低型”省份有3个，“双低型”省份有8个。各省农村低保财政支出应优化财政投入规模与结构，适应当地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并实施合理有效的效率提升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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