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第1期文章目次
2022(1):1-8.
摘要:
促进农村低收入人口增收是推进共同富裕的重中之重。当前，农村低收入人口的基数比较大且收入水平低，农村居民内部的收入差距还在进一步扩大。农村低收入人口的经营净收入存在下降趋势，工资性收入占比最高但增长不稳定，转移净收入占比同样较高但增长空间有限。促进农村低收入人口稳定增收，要建立惠及低收入人口的乡村产业体系，强化就业帮扶和人力资本建设，深化农村改革，推进农村资产的资本化运作，健全社会保障制度，提高兜底保障水平，改善欠发达农村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创造良好的增收环境。
促进农村低收入人口增收是推进共同富裕的重中之重。当前，农村低收入人口的基数比较大且收入水平低，农村居民内部的收入差距还在进一步扩大。农村低收入人口的经营净收入存在下降趋势，工资性收入占比最高但增长不稳定，转移净收入占比同样较高但增长空间有限。促进农村低收入人口稳定增收，要建立惠及低收入人口的乡村产业体系，强化就业帮扶和人力资本建设，深化农村改革，推进农村资产的资本化运作，健全社会保障制度，提高兜底保障水平，改善欠发达农村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创造良好的增收环境。
2022(1):9-15.
摘要:
农村养老中最大的难题在失能、半失能老人的照护，需要积极探索农村失能老人养老新路径。以江西省X贫困县的失能老人养老服务为案例，研究政府、养老机构和社会组织协同治理下农村失能老人养老工作的推进，结果表明：协同治理是农村失能老人养老服务供给的有效路径，其关键在于各治理主体在政府引导下进行资源、技术及制度的协同协作，从而提高治理能力，最终实现经济、健康和社会三方面赋能。
农村养老中最大的难题在失能、半失能老人的照护，需要积极探索农村失能老人养老新路径。以江西省X贫困县的失能老人养老服务为案例，研究政府、养老机构和社会组织协同治理下农村失能老人养老工作的推进，结果表明：协同治理是农村失能老人养老服务供给的有效路径，其关键在于各治理主体在政府引导下进行资源、技术及制度的协同协作，从而提高治理能力，最终实现经济、健康和社会三方面赋能。
2022(1):16-25.
摘要:
基于组态视角构建了个体与情境两个层面6个因素的分析框架，利用陕西和山东樱桃种植区的278份农户实地调查数据，结合必要条件分析和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探究影响农户绿色生产行为的多重并发因素和作用机制，识别出促进农户绿色生产行为的影响机理和驱动路径。研究发现：单个前因要素并不构成高绿色生产行为的必要条件，但提升农户能力在促进农户绿色生产上发挥着较为普适的作用；个体和情境6个因素多重并发，形成驱动农户高绿色生产行为的多样化条件组态，可以分为个体自我驱动型、政府规制干预下机会驱动型、市场激励支持下能力驱动型、社会规范引导下机会和能力驱动型等4种类型，且与低绿色生产行为的驱动机制存在非对称性关系。
基于组态视角构建了个体与情境两个层面6个因素的分析框架，利用陕西和山东樱桃种植区的278份农户实地调查数据，结合必要条件分析和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探究影响农户绿色生产行为的多重并发因素和作用机制，识别出促进农户绿色生产行为的影响机理和驱动路径。研究发现：单个前因要素并不构成高绿色生产行为的必要条件，但提升农户能力在促进农户绿色生产上发挥着较为普适的作用；个体和情境6个因素多重并发，形成驱动农户高绿色生产行为的多样化条件组态，可以分为个体自我驱动型、政府规制干预下机会驱动型、市场激励支持下能力驱动型、社会规范引导下机会和能力驱动型等4种类型，且与低绿色生产行为的驱动机制存在非对称性关系。
2022(1):26-32.
摘要:
基于2015年辽宁省“百村千户”调研数据，采用Probit模型分析加入合作社对农户农业新技术采纳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相对于非社员农户，社员农户采纳农业新技术的倾向更高，加入合作社显著提高了农户农业新技术采纳水平，且对种植大户和多元化种植户的促进作用更大。加入合作社对农户在种子、化肥、农药、农业机械设施、耕作方式、田间管理、储藏加工、灌溉方式、无公害生产等农业新技术采纳上都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其中，对无公害生产技术采纳行为的影响最大，对农药新技术采纳行为的影响最小。进一步研究发现，加入合作社有助于提高技术可及性和议价能力，进而促进农户采纳农业新技术。
基于2015年辽宁省“百村千户”调研数据，采用Probit模型分析加入合作社对农户农业新技术采纳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相对于非社员农户，社员农户采纳农业新技术的倾向更高，加入合作社显著提高了农户农业新技术采纳水平，且对种植大户和多元化种植户的促进作用更大。加入合作社对农户在种子、化肥、农药、农业机械设施、耕作方式、田间管理、储藏加工、灌溉方式、无公害生产等农业新技术采纳上都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其中，对无公害生产技术采纳行为的影响最大，对农药新技术采纳行为的影响最小。进一步研究发现，加入合作社有助于提高技术可及性和议价能力，进而促进农户采纳农业新技术。
2022(1):33-43.
摘要:
流转租金的市场化是农地要素市场发育的重要表征，当前我国农地市场中租金的价格形成机制并不完善。以转出方面临的流转事后交易费用为理论分析起点，基于2020年中国土地经济调查（CLES）收集的1648个农地流转样本，采用OLS、2SLS和CMP等方法实证检验了关系治理对流转租金的影响以及县和乡镇政府、村委会等第三方介入对关系治理格局的改变和租金决定的作用。研究结果显示：流转双方的关系越紧密，信任和声誉机制约束发挥作用的强关系治理能够减少事后交易费用，双方就这部分交易费用进行博弈使得流转租金低于市场价格；县和乡镇政府、村委会等第三方介入流转，替代了关系治理在减少交易费用方面的作用，改变了熟人社会的关系治理格局，流转租金接近于市场价格。
流转租金的市场化是农地要素市场发育的重要表征，当前我国农地市场中租金的价格形成机制并不完善。以转出方面临的流转事后交易费用为理论分析起点，基于2020年中国土地经济调查（CLES）收集的1648个农地流转样本，采用OLS、2SLS和CMP等方法实证检验了关系治理对流转租金的影响以及县和乡镇政府、村委会等第三方介入对关系治理格局的改变和租金决定的作用。研究结果显示：流转双方的关系越紧密，信任和声誉机制约束发挥作用的强关系治理能够减少事后交易费用，双方就这部分交易费用进行博弈使得流转租金低于市场价格；县和乡镇政府、村委会等第三方介入流转，替代了关系治理在减少交易费用方面的作用，改变了熟人社会的关系治理格局，流转租金接近于市场价格。
2022(1):44-54.
摘要:
采用Probit和工具变量法，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5年调查数据，实证检验互联网使用与农地转出期限的关系及其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互联网使用显著促进农户长期转出农地，处理内生性问题后得到一致的结果；互联网使用促进农地长期转出的路径有二种，一是互联网使用通过降低转出户非农就业的失业风险来促进农地长期转出，二是降低因转入方违约行为导致的农地流转违约风险来促进农地长期转出；互联网使用对农地长期转出影响具有异质性，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农户在使用互联网后，其选择农地长期转出的可能性会相对更高。结合当前农户在农地流转期限决策中面临有效信息缺乏的现实，丰富并完善互联网相关专业平台的信息提供，并加强平台服务宣传以吸引、服务更多农户；提高低教育程度农户互联网信息获取能力，使其有效信息获取渠道从线下拓展为线下+线上。
采用Probit和工具变量法，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5年调查数据，实证检验互联网使用与农地转出期限的关系及其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互联网使用显著促进农户长期转出农地，处理内生性问题后得到一致的结果；互联网使用促进农地长期转出的路径有二种，一是互联网使用通过降低转出户非农就业的失业风险来促进农地长期转出，二是降低因转入方违约行为导致的农地流转违约风险来促进农地长期转出；互联网使用对农地长期转出影响具有异质性，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农户在使用互联网后，其选择农地长期转出的可能性会相对更高。结合当前农户在农地流转期限决策中面临有效信息缺乏的现实，丰富并完善互联网相关专业平台的信息提供，并加强平台服务宣传以吸引、服务更多农户；提高低教育程度农户互联网信息获取能力，使其有效信息获取渠道从线下拓展为线下+线上。
2022(1):55-62.
摘要:
人民调解是化解农村社会矛盾纠纷的重要工具，工具效能的高低必然受到环境因素影响。从自治、法治和德治相结合的调解环境出发构建分析框架，对农村人民调解解纷效能变化机理及增效策略展开探讨。研究发现农村人民调解解纷效能最优态势的形成主要缘于自治环境和德治环境相对平衡，法治环境影响力小，且特定的社会背景对法治环境要求低，但原有环境从动态平衡转向暂时失衡，即自治环境嵌入行政，法治环境日渐成熟，德治环境受到破坏，打破了原有环境系统的和谐性，从而降低了农村人民调解解纷效能，导致当前农村人民调解解纷效能难以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相媲美。新时代国家增强农村人民调解解纷效能需要高度重视调解环境要素，树立自治、法治、德治环境有机平衡的立法理念，坚持农村人民调解村民自治属性，提升农村人民调解员法律素养，引导农村人民调解德治环境回归。
人民调解是化解农村社会矛盾纠纷的重要工具，工具效能的高低必然受到环境因素影响。从自治、法治和德治相结合的调解环境出发构建分析框架，对农村人民调解解纷效能变化机理及增效策略展开探讨。研究发现农村人民调解解纷效能最优态势的形成主要缘于自治环境和德治环境相对平衡，法治环境影响力小，且特定的社会背景对法治环境要求低，但原有环境从动态平衡转向暂时失衡，即自治环境嵌入行政，法治环境日渐成熟，德治环境受到破坏，打破了原有环境系统的和谐性，从而降低了农村人民调解解纷效能，导致当前农村人民调解解纷效能难以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相媲美。新时代国家增强农村人民调解解纷效能需要高度重视调解环境要素，树立自治、法治、德治环境有机平衡的立法理念，坚持农村人民调解村民自治属性，提升农村人民调解员法律素养，引导农村人民调解德治环境回归。
2022(1):63-71.
摘要:
基于1995—2020年贸易数据，利用HP滤波法、CMS模型分析了中国大麦进口贸易波动特征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中国大麦进口贸易波动方向发生了4次转换，由此划分出5个贸易阶段，且波动方向转换的频率持续加快，波动幅度持续扩大；中国大麦进口长期趋势值的快速增长及实际进口量的上下起伏是引起贸易波动的重要缘由；世界大麦出口规模的扩张难以有效填补中国大麦需求的快速增长，反而由于出口规模的不稳定引发了贸易波动；中国未能及时根据国内外市场供需情况调整进口来源，未能充分利用新兴大麦出口市场抑制贸易波动；中国具有较好的进口引力基础，但受到贸易政策等外部因素的影响，进口引力的作用效果未能与国内市场供需变化相匹配，进而经常引起贸易波动。因此，中国应适时调整进口市场结构，注重新兴市场的培育与运用；进一步发挥进口引力优势，联动国内外两个市场，更好满足国内大麦需求。
基于1995—2020年贸易数据，利用HP滤波法、CMS模型分析了中国大麦进口贸易波动特征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中国大麦进口贸易波动方向发生了4次转换，由此划分出5个贸易阶段，且波动方向转换的频率持续加快，波动幅度持续扩大；中国大麦进口长期趋势值的快速增长及实际进口量的上下起伏是引起贸易波动的重要缘由；世界大麦出口规模的扩张难以有效填补中国大麦需求的快速增长，反而由于出口规模的不稳定引发了贸易波动；中国未能及时根据国内外市场供需情况调整进口来源，未能充分利用新兴大麦出口市场抑制贸易波动；中国具有较好的进口引力基础，但受到贸易政策等外部因素的影响，进口引力的作用效果未能与国内市场供需变化相匹配，进而经常引起贸易波动。因此，中国应适时调整进口市场结构，注重新兴市场的培育与运用；进一步发挥进口引力优势，联动国内外两个市场，更好满足国内大麦需求。
2022(1):72-79.
摘要:
从制度压力的视角，构建相关理论分析框架，并运用湖南省茶叶产业的调研数据对生产经营主体参与公共品牌建设的动力机制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制度模仿压力包含的感知竞争者参与和感知竞争者成功对于生产经营主体参与公共品牌建设驱动效应均不显著；制度强制压力包含的感知政府资源优势对于生产经营主体参与公共品牌建设驱动效应显著，但感知消费者资源优势对于生产经营主体参与公共品牌建设驱动效应不显著；制度规范压力包含的感知社会价值和感知自我价值对生产经营主体参与公共品牌建设驱动效应均显著。在此基础上，从政府动员、消费者参与、生产经营主体社会价值实现等方面对公共品牌建设提出相关建议。
从制度压力的视角，构建相关理论分析框架，并运用湖南省茶叶产业的调研数据对生产经营主体参与公共品牌建设的动力机制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制度模仿压力包含的感知竞争者参与和感知竞争者成功对于生产经营主体参与公共品牌建设驱动效应均不显著；制度强制压力包含的感知政府资源优势对于生产经营主体参与公共品牌建设驱动效应显著，但感知消费者资源优势对于生产经营主体参与公共品牌建设驱动效应不显著；制度规范压力包含的感知社会价值和感知自我价值对生产经营主体参与公共品牌建设驱动效应均显著。在此基础上，从政府动员、消费者参与、生产经营主体社会价值实现等方面对公共品牌建设提出相关建议。
2022(1):80-88.
摘要:
以2011—2020年深市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综合运用多分类Ologit模型、Logit回归模型与泊松模型，实证检验分析师关注对企业违规行为的影响，并探讨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分析师关注能够降低企业违规倾向、减少企业违规次数，有效抑制企业违规行为；信息透明度在分析师关注与企业违规行为之间发挥部分中介效应。进一步研究表明，在非国有控股、内部控制较差、审计质量较低的上市公司中，分析师关注对企业违规行为的抑制作用更加显著。为加强企业合规监管和投资者保护，建议监管部门进一步完善分析师制度，以保证分析师的独立性和提升分析师关注的质量。
以2011—2020年深市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综合运用多分类Ologit模型、Logit回归模型与泊松模型，实证检验分析师关注对企业违规行为的影响，并探讨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分析师关注能够降低企业违规倾向、减少企业违规次数，有效抑制企业违规行为；信息透明度在分析师关注与企业违规行为之间发挥部分中介效应。进一步研究表明，在非国有控股、内部控制较差、审计质量较低的上市公司中，分析师关注对企业违规行为的抑制作用更加显著。为加强企业合规监管和投资者保护，建议监管部门进一步完善分析师制度，以保证分析师的独立性和提升分析师关注的质量。
2022(1):89-96.
摘要:
基于控股股东股权质押视角，选取我国2014—2020年沪深 A 股上市公司，对其员工持股计划实施动机与效果进行探析，研究发现：存在控股股东股权质押的上市公司，基于降低平仓风险和促进公司创新的动机，其实施员工持股计划的倾向更高。当市场股价整体下滑、质押股价接近平仓线时，这一正向效应更明显，但在此情境下，实施员工持股计划仅能实现短期“股价管理”以降低平仓风险，长期而言，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会削弱员工持股计划对创新的促进作用，导致员工持股计划对公司股价的支撑作用并不明显和持续，甚至会大量出现浮亏倒挂现象。
基于控股股东股权质押视角，选取我国2014—2020年沪深 A 股上市公司，对其员工持股计划实施动机与效果进行探析，研究发现：存在控股股东股权质押的上市公司，基于降低平仓风险和促进公司创新的动机，其实施员工持股计划的倾向更高。当市场股价整体下滑、质押股价接近平仓线时，这一正向效应更明显，但在此情境下，实施员工持股计划仅能实现短期“股价管理”以降低平仓风险，长期而言，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会削弱员工持股计划对创新的促进作用，导致员工持股计划对公司股价的支撑作用并不明显和持续，甚至会大量出现浮亏倒挂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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