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第4期文章目次
2024(4):1-9.
DOI: 10.13331/j.cnki.jhau(ss).2024.04.001
摘要:
本文分析了新时代新征程统筹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的必要性，探讨了统筹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面临的问题和挑战，进而提出了统筹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主要目标。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统筹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的战略思路与对策建议，即要注意发挥规划引领作用，并增强县城、中心镇、特色小镇等的磁力效应；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方针，加强对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政策支持；要全面深化农业农村改革，并强化改革对发展的赋能效应；要深化新型城镇化乃至宏观层面的相关制度创新。
本文分析了新时代新征程统筹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的必要性，探讨了统筹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面临的问题和挑战，进而提出了统筹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主要目标。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统筹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的战略思路与对策建议，即要注意发挥规划引领作用，并增强县城、中心镇、特色小镇等的磁力效应；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方针，加强对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政策支持；要全面深化农业农村改革，并强化改革对发展的赋能效应；要深化新型城镇化乃至宏观层面的相关制度创新。
2024(4):10-21.
DOI: 10.13331/j.cnki.jhau(ss).2024.04.002
摘要:
基于中国土地经济调查微观数据，构建“私人转移支付、农地转出与留守家庭成员消费”理论框架分析私人转移支付对农村留守家庭成员消费的影响，并从农地转出视角揭示其内在逻辑。研究发现：私人转移支付会显著降低农村留守家庭成员消费支出，尤其是生存型与享受型消费支出，并扩大消费不平等，且这种负向效应在中低消费水平的农村留守家庭成员中更为显著。路径分析表明：私人转移支付促使农村留守家庭转出农地，降低了留守家庭成员的经济地位感知与收益时间偏好，扩大家庭收入差距，导致消费减少与消费不平等程度提高。
基于中国土地经济调查微观数据，构建“私人转移支付、农地转出与留守家庭成员消费”理论框架分析私人转移支付对农村留守家庭成员消费的影响，并从农地转出视角揭示其内在逻辑。研究发现：私人转移支付会显著降低农村留守家庭成员消费支出，尤其是生存型与享受型消费支出，并扩大消费不平等，且这种负向效应在中低消费水平的农村留守家庭成员中更为显著。路径分析表明：私人转移支付促使农村留守家庭转出农地，降低了留守家庭成员的经济地位感知与收益时间偏好，扩大家庭收入差距，导致消费减少与消费不平等程度提高。
2024(4):22-30.
DOI: 10.13331/j.cnki.jhau(ss).2024.04.003
摘要:
已有关于农业种植结构“趋粮化”研究忽视粮食作物的品种结构差异和区域差异，存在以户为单位度量劳动力外流的选择差错及要素替代发生主体不一致带来的行为逻辑分析偏误。基于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2004—2018年村级面板数据，实证分析劳动力外流对农业种植结构“趋粮化”的影响及其异质性。结果表明：相悖于现有文献的主流观点，整体上农村劳动力外流对粮食种植比例的影响不显著，水稻主产区农村劳动力外流甚至会显著抑制种植结构“趋粮化”，这一结论经过多重稳健性检验依然成立。原因在于，劳动力外流显著促进了土地流转和规模经营，强化了水稻种植“双改单”和复种指数下降的趋势。
已有关于农业种植结构“趋粮化”研究忽视粮食作物的品种结构差异和区域差异，存在以户为单位度量劳动力外流的选择差错及要素替代发生主体不一致带来的行为逻辑分析偏误。基于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2004—2018年村级面板数据，实证分析劳动力外流对农业种植结构“趋粮化”的影响及其异质性。结果表明：相悖于现有文献的主流观点，整体上农村劳动力外流对粮食种植比例的影响不显著，水稻主产区农村劳动力外流甚至会显著抑制种植结构“趋粮化”，这一结论经过多重稳健性检验依然成立。原因在于，劳动力外流显著促进了土地流转和规模经营，强化了水稻种植“双改单”和复种指数下降的趋势。
2024(4):31-39.
DOI: 10.13331/j.cnki.jhau(ss).2024.04.004
摘要:
基于2018年和202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实证检验数字素养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影响与作用机制。结果发现：农村劳动力的数字素养能显著促进其非农就业，且对其非正规就业的促进作用大于正规就业。数字素养主要通过促进农村劳动力的学历匹配、拓宽农村劳动力的学习路径、丰富农村劳动力的社会网络，提升农村劳动力的就业能力，进而促进其非农就业。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素养对女性和中青年农村劳动力正规就业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对低学历农村劳动力的非正规就业促进作用更为明显。
基于2018年和202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实证检验数字素养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影响与作用机制。结果发现：农村劳动力的数字素养能显著促进其非农就业，且对其非正规就业的促进作用大于正规就业。数字素养主要通过促进农村劳动力的学历匹配、拓宽农村劳动力的学习路径、丰富农村劳动力的社会网络，提升农村劳动力的就业能力，进而促进其非农就业。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素养对女性和中青年农村劳动力正规就业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对低学历农村劳动力的非正规就业促进作用更为明显。
2024(4):40-49.
DOI: 10.13331/j.cnki.jhau(ss).2024.04.005
摘要:
在激励视角下，基于“动力-行为-目标”的分析框架，以鄂西X村乡村治理积分制为个案，实证描述与分析乡村治理积分制的实践过程、运行机制和治理效果。研究发现：在村治内生动力增强、村民利益诉求增加、村庄治理事务增多背景下，乡村治理积分制具备动力生成、行为塑造与目标管理三大递进性激励机制，不仅能有效激发村民参与行为，而且能将村民行为有效匹配村庄发展目标，实现了村民参与有效与村庄治理有效；针对乡村治理积分制对部分群体存在一定激励局限、在低环境匹配度的村庄中存在推行限制、在积分事项与奖励力度上存在技术阈值的问题，应充分考虑村庄自身发展基础，合理设定奖惩机制，精心安排积分事项，并严格落实监督考核。
在激励视角下，基于“动力-行为-目标”的分析框架，以鄂西X村乡村治理积分制为个案，实证描述与分析乡村治理积分制的实践过程、运行机制和治理效果。研究发现：在村治内生动力增强、村民利益诉求增加、村庄治理事务增多背景下，乡村治理积分制具备动力生成、行为塑造与目标管理三大递进性激励机制，不仅能有效激发村民参与行为，而且能将村民行为有效匹配村庄发展目标，实现了村民参与有效与村庄治理有效；针对乡村治理积分制对部分群体存在一定激励局限、在低环境匹配度的村庄中存在推行限制、在积分事项与奖励力度上存在技术阈值的问题，应充分考虑村庄自身发展基础，合理设定奖惩机制，精心安排积分事项，并严格落实监督考核。
2024(4):50-58.
DOI: 10.13331/j.cnki.jhau(ss).2024.04.006
摘要:
以湖南省X村为例进行考察表明，强化经营主体与服务主体两大支撑有利于进一步整合农业合作经营。具体而言，X村通过不同合作社的联合，构建新型农业经营组合体“联合社”，在村庄层面建立起更加高效、合理的生产要素配置治理结构，为乡村产业结构的合理布局和新型农业经营秩序的形成奠定了组织基础。在此基础上，以联合社为中心，与县供销社和农村信用社在村级层面整合组建“三社合一”综合服务站，有效解决了为农服务能力跟不上产业发展需求的痼疾，实现了从农业生产经营合作组织向产购销一体化组织的拓展。从逻辑上来看，主要是通过变革经营组织与为农服务组织管理模式重塑农业发展秩序、通过流程再造提升产业发展协同性、通过强化组织功能匹配农业产业发展新需求。
以湖南省X村为例进行考察表明，强化经营主体与服务主体两大支撑有利于进一步整合农业合作经营。具体而言，X村通过不同合作社的联合，构建新型农业经营组合体“联合社”，在村庄层面建立起更加高效、合理的生产要素配置治理结构，为乡村产业结构的合理布局和新型农业经营秩序的形成奠定了组织基础。在此基础上，以联合社为中心，与县供销社和农村信用社在村级层面整合组建“三社合一”综合服务站，有效解决了为农服务能力跟不上产业发展需求的痼疾，实现了从农业生产经营合作组织向产购销一体化组织的拓展。从逻辑上来看，主要是通过变革经营组织与为农服务组织管理模式重塑农业发展秩序、通过流程再造提升产业发展协同性、通过强化组织功能匹配农业产业发展新需求。
2024(4):59-68.
DOI: 10.13331/j.cnki.jhau(ss).2024.04.007
摘要:
基于15个省（区、市）5971份农户微观数据，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实证分析了村干部领导力对农民乡村治理效能感的影响。研究发现：村干部领导力对农民乡村治理效能感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机制分析表明，村干部领导力通过农民村庄认同感和民主参与两个渠道对农民乡村治理效能感产生独立中介效应和链式中介效应，其中独立中介效应分别占总效应的57.3%和9.0%，链式中介效应占11.1%；异质性分析发现，相比于西部地区，东、中部地区村干部领导力对农民乡村治理效能感的影响更为明显。因此，应选优配强村干部队伍、增强农民村庄认同感和完善民主参与机制，以提升乡村治理水平。
基于15个省（区、市）5971份农户微观数据，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实证分析了村干部领导力对农民乡村治理效能感的影响。研究发现：村干部领导力对农民乡村治理效能感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机制分析表明，村干部领导力通过农民村庄认同感和民主参与两个渠道对农民乡村治理效能感产生独立中介效应和链式中介效应，其中独立中介效应分别占总效应的57.3%和9.0%，链式中介效应占11.1%；异质性分析发现，相比于西部地区，东、中部地区村干部领导力对农民乡村治理效能感的影响更为明显。因此，应选优配强村干部队伍、增强农民村庄认同感和完善民主参与机制，以提升乡村治理水平。
2024(4):69-76.
DOI: 10.13331/j.cnki.jhau(ss).2024.04.008
摘要:
在构建“政党嵌入-行政吸纳-民主协商”三维分析框架的基础上，通过对苏A县案例进行考察发现，苏A县通过党建引领，激活了乡村振兴的运行机制。具体表现为：以党组织嵌入，促成乡村凝聚力的提升；以行政吸纳，促成乡村行动力的提升；以民主协商，促成乡村内生活力的提升，有序推动乡村社会高质量发展。政治嵌入机制、行政吸纳机制和民主协商机制共同构成了基层党组织在乡村振兴中的领导力、组织力和回应力，以促成政党、国家与社会三元主体的有效互构，从而在整体上推动乡村治理现代化。
在构建“政党嵌入-行政吸纳-民主协商”三维分析框架的基础上，通过对苏A县案例进行考察发现，苏A县通过党建引领，激活了乡村振兴的运行机制。具体表现为：以党组织嵌入，促成乡村凝聚力的提升；以行政吸纳，促成乡村行动力的提升；以民主协商，促成乡村内生活力的提升，有序推动乡村社会高质量发展。政治嵌入机制、行政吸纳机制和民主协商机制共同构成了基层党组织在乡村振兴中的领导力、组织力和回应力，以促成政党、国家与社会三元主体的有效互构，从而在整体上推动乡村治理现代化。
2024(4):77-87.
DOI: 10.13331/j.cnki.jhau(ss).2024.04.009
摘要:
随着基层治理现代化转型，农村基层干部队伍结构呈现出年轻化、知识化趋势。基于中部地区农业型村庄青年村干部治理实践的田野调查发现，村干部队伍中存在一部分中坚青年干部，他们不仅改变了村治主体结构，同时也影响了村庄内部治理生态。制度性吸纳、在地化培养与多重性激励共同构成中坚青年干部治村的现实基础。中坚青年干部群体能够更好地适配治理事务的政务化与服务化、治理过程的规范化与文牍化等基层治理转型带来的新变化，并且在推动乡村治理数字化平台建设与推进数字技术赋能乡村治理、培育乡村新产业新业态与助力村民实现共同富裕等方面发挥着积极正向的治理功能，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助推乡村治理绩效的提升。在实践中，要充分发挥中坚青年干部的引擎功能与示范效应，创新培养方式，不断优化个体治理能力结构，建立更加有效的差异化激励机制。
随着基层治理现代化转型，农村基层干部队伍结构呈现出年轻化、知识化趋势。基于中部地区农业型村庄青年村干部治理实践的田野调查发现，村干部队伍中存在一部分中坚青年干部，他们不仅改变了村治主体结构，同时也影响了村庄内部治理生态。制度性吸纳、在地化培养与多重性激励共同构成中坚青年干部治村的现实基础。中坚青年干部群体能够更好地适配治理事务的政务化与服务化、治理过程的规范化与文牍化等基层治理转型带来的新变化，并且在推动乡村治理数字化平台建设与推进数字技术赋能乡村治理、培育乡村新产业新业态与助力村民实现共同富裕等方面发挥着积极正向的治理功能，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助推乡村治理绩效的提升。在实践中，要充分发挥中坚青年干部的引擎功能与示范效应，创新培养方式，不断优化个体治理能力结构，建立更加有效的差异化激励机制。
10 回应性信访治理如何可能？
2024(4):88-98.
DOI: 10.13331/j.cnki.jhau(ss).2024.04.010
摘要:
基于2023年各地信访典型案例、政府留言数据以及访谈材料的分析发现，基层信访治理不再单纯作为压制性手段，而是实现了由传统向现代、从群众路线到压制作用再到回应性范式的转变，这表现在功能回应性、结构回应性与互动回应性三个维度上。基层信访承担了群众沟通、诉求解决与政策响应的三重回应性功能，功能的变迁带来了信访系统内部结构的分化，组织结构、权力结构、程序结构与责任结构以自主调适的形式，回应系统功能和社会问题。为协调功能回应性与结构回应性，使二者保持时间上的同频与方向上的一致，基层信访治理还调动起情感要素，联动资源要素，推动功能与结构之间的互动回应，开创了基层回应性信访治理的生动格局。
基于2023年各地信访典型案例、政府留言数据以及访谈材料的分析发现，基层信访治理不再单纯作为压制性手段，而是实现了由传统向现代、从群众路线到压制作用再到回应性范式的转变，这表现在功能回应性、结构回应性与互动回应性三个维度上。基层信访承担了群众沟通、诉求解决与政策响应的三重回应性功能，功能的变迁带来了信访系统内部结构的分化，组织结构、权力结构、程序结构与责任结构以自主调适的形式，回应系统功能和社会问题。为协调功能回应性与结构回应性，使二者保持时间上的同频与方向上的一致，基层信访治理还调动起情感要素，联动资源要素，推动功能与结构之间的互动回应，开创了基层回应性信访治理的生动格局。
2024(4):99-109.
DOI: 10.13331/j.cnki.jhau(ss).2024.04.011
摘要:
基于2018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实证分析村两委“一肩挑”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和作用机制。结果表明：实行村两委“一肩挑”能够提高农民收入；异质性分析发现，村两委“一肩挑”对农民收入的正向影响在村主任受教育程度较高、宗族网络势力较弱、村庄规模较大时更加显著；机制检验显示，村两委“一肩挑”通过增加农村公共服务供给和促进村级集体经济发展进而提高农民收入；进一步分析表明，村两委“一肩挑”能够增加农民非农收入比重，减轻农村收入不平等。
基于2018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实证分析村两委“一肩挑”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和作用机制。结果表明：实行村两委“一肩挑”能够提高农民收入；异质性分析发现，村两委“一肩挑”对农民收入的正向影响在村主任受教育程度较高、宗族网络势力较弱、村庄规模较大时更加显著；机制检验显示，村两委“一肩挑”通过增加农村公共服务供给和促进村级集体经济发展进而提高农民收入；进一步分析表明，村两委“一肩挑”能够增加农民非农收入比重，减轻农村收入不平等。
2024(4):110-118.
DOI: 10.13331/j.cnki.jhau(ss).2024.04.012
摘要:
党组织如何发挥其核心引领作用促进合作网络的形成，是破解基层治理难题的重要方式，也是理论界关注的重要议题。从动态视角出发，追踪W市F社区商圈党建大联盟的形成过程，发现社区党委作为组织间网络形成的关键行动者，通过公共空间营造与社会资本培育塑造社区公共精神进而实现价值共创；通过行政吸纳与情感治理规范主体行为从而促进网络规则共建；通过合作生产与互惠交换增进共同利益以实现利益共享，成功构建了以党组织为核心的组织间网络并保持了该网络的“良善”运转。
党组织如何发挥其核心引领作用促进合作网络的形成，是破解基层治理难题的重要方式，也是理论界关注的重要议题。从动态视角出发，追踪W市F社区商圈党建大联盟的形成过程，发现社区党委作为组织间网络形成的关键行动者，通过公共空间营造与社会资本培育塑造社区公共精神进而实现价值共创；通过行政吸纳与情感治理规范主体行为从而促进网络规则共建；通过合作生产与互惠交换增进共同利益以实现利益共享，成功构建了以党组织为核心的组织间网络并保持了该网络的“良善”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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