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第26卷第1期文章目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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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土地经营规模、农社交易关系与合作社增收效应
    崔宝玉,马璐,王孝璱
    2025, 26(1):1-12. DOI: 10.13331/j.cnki.jhau(ss).2025.01.001
    [摘要](56) [HTML](0) [PDF 1.40 M](24)
    摘要:
    基于2020年中国乡村振兴综合调查数据,运用内生转换模型实证检验农户的土地经营规模对农社交易关系的影响以及不同类型交易关系下的合作社增收效应。结果表明:土地经营规模会显著促进农户选择松散型和紧密型交易,而对准一体化交易的影响并不显著,且其影响会因农户家庭人力资本、所在村庄集体行动能力和村庄地形而具有明显的异质性。合作社增收效应与农社交易关系之间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在紧密型交易关系下合作社具有明显的增收效应,在松散型交易关系下增收效应并不明显,在准一体化交易关系下增收效应反而会受到抑制。不同农社交易关系的合作社增收效应在不同家庭人力资本农户中没有显著差异;对于村庄集体行动能力较弱的农户,松散型交易关系下的合作社增收效应会受到抑制;对于非平原地区的农户,紧密型交易关系下的合作社增收效应较明显。
    2  农业数字化转型:内在机理、潜在风险与应对机制——基于浙江YN公司的“三位一体”共营制实践
    郑阳阳,刘瑞峰
    2025, 26(1):13-23. DOI: 10.13331/j.cnki.jhau(ss).2025.01.002
    [摘要](31) [HTML](0) [PDF 662.39 K](20)
    摘要:
    全面推进农业数字化转型不是盲目随机的,而是在“变”与“不变”中呈现出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内在机理。不变的中国式农业现代化战略目标,变化的资源环境条件、劳动力结构、数字化技术发展以及政府农业政策导向之间的张力和矛盾,驱动了农业数字化转型。从政府、企业和农户多主体角度出发剖析可知,在农业数字化转型中,政府面临“精英俘获”风险,企业面临资产专用性风险,农户面临生产要素缺失风险。以浙江YN公司的案例分析表明,“三位一体”共营制模式能够发挥各主体优势,有效化解农业数字化转型中的风险,推动农业数字化转型的成功实施,形成一个多赢、高效的生态系统。
    3  新质生产力赋能农业韧性的机理及效应——基于中国30个省级行政区面板数据的分析
    郝爱民,王舒乐
    2025, 26(1):24-33. DOI: 10.13331/j.cnki.jhau(ss).2025.01.003
    [摘要](34) [HTML](0) [PDF 656.19 K](17)
    摘要:
    新质生产力通过嵌入农业生产、经营和产业三大体系,发挥技术创新、产业融合、资源配置等优势,增强农业整体的韧性和竞争力。本文分别从农业劳动者、劳动对象、劳动资料维度,以及抵抗力、恢复力、创新力维度构建新质生产力和农业韧性的评价指标体系,并基于2011—2022年中国30个省级行政区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新质生产力对农业韧性的影响。结果表明:新质生产力能够显著增强农业韧性,这一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之后仍然成立。机制分析结果表明,新质生产力能够通过促进农村经济发展赋能农业韧性增长;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新质生产力对农业韧性的影响在东部和中部地区显著,农业劳动者、劳动资料对农业韧性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进一步的分析结果表明,市场化程度在新质生产力对农业韧性的影响中发挥正向调节作用。
    4  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对农村家庭消费的影响及其机制
    曾春影,姚利好,罗明忠
    2025, 26(1):34-43. DOI: 10.13331/j.cnki.jhau(ss).2025.01.004
    [摘要](8) [HTML](0) [PDF 690.73 K](13)
    摘要:
    从消费能力、公共服务和消费环境三个方面剖析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对农村家庭消费的影响,以新一轮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作为准自然实验,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的四轮调查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并进一步讨论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对农村家庭消费升级和消费公平的影响。结果表明: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显著促进了农村家庭消费;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提高了农村家庭的收入和农村的公共服务水平,并优化了消费环境,从而促进农村家庭消费;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改善了农村家庭的消费结构,缩小了地区间和不同消费群体间农村家庭的消费差距,促进了消费升级和消费公平。
    5  科学理解“新质生产力”的四重维度——基于“质”的多维释义
    岑朝阳,安维复
    2025, 26(1):44-52. DOI: 10.13331/j.cnki.jhau(ss).2025.01.005
    [摘要](32) [HTML](0) [PDF 592.61 K](18)
    摘要:
    理解“新质生产力”的关键在于理解“质”。作为思想交汇点的“质”连接标识理论创新特质的“新”与楬橥理论建构基础的“生产力”,创设出“新质生产力”这一科学范畴及其得以铺展的时空轨面。以唯物史观为理论视域,对“质”所蕴含的多重含义进行归纳概括,结合相关重要论述和科技创新情况,总结得出科学理解新质生产力的四重维度:“触碰”世界、观其“质”貌是新质生产力概念提出的存在论前提;认识世界、察其“质”性是新质生产力范畴生成的认识论根基;解释世界、循其“质”理是新质生产力理论建构的价值论根据;改造世界、达其“质”的是新质生产力观点应用的方法论原则。立足面向科学技术突破和制度机制探索的新质生产力理论,有利于以其科学性、创新性、系统性与现实性促使面向新业态、面向新发展、面向新未来的新发展格局加速形成,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迈向科技创新驱动主导的更深层次、更广领域和更高阶段。
    6  中国共产党劳模激励机制的历史嬗变、基本经验与实践向度
    谢佳婷
    2025, 26(1):53-61. DOI: 10.13331/j.cnki.jhau(ss).2025.01.006
    [摘要](25) [HTML](0) [PDF 480.52 K](20)
    摘要:
    百余年来,党的劳模激励机制历经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于救亡图存中初见雏形,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于百废待兴中深入拓展,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于改革创新中转型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于强国复兴中系统建构的演绎历程。在党的劳模激励机制的实践历程中形成了如下基本经验: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把好劳模激励机制的正确方向;尊重人民主体地位,筑牢劳模激励机制的价值基础;紧扣时代发展需求,增强劳模激励机制的复合效应。在新征程上,要继续因应时代需求推动党的劳模激励机制适应性变革,以促进劳模激励效能的动态提升,增强劳模激励导向的引领作用,系统夯实劳模激励的制度保障为实践路向,激发广大劳模在实现强国复兴伟业中竭力奉献。
    7  化“数字”为“数治”:数字素养与村民社会治理参与
    王小华,吴双虹
    2025, 26(1):62-71. DOI: 10.13331/j.cnki.jhau(ss).2025.01.007
    [摘要](20) [HTML](0) [PDF 646.06 K](19)
    摘要:
    数字变革新时代,以“数字”驱动“数治”,是推动基层治理能力纵深发展的关键之举,为实现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带来了新机遇。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22)数据,分析了数字素养对村民社会治理参与行为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数字素养显著促进了村民的社会治理参与行为;数字素养的助推效应主要通过提升村民社会资本、改善村民政治态度两种渠道来实现。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素养对不同特征村民的社会治理参与行为影响存在显著差异,针对女性、青年、受教育程度较高的群体,数字素养所带来的村民社会治理参与行为促进效应更明显。基于此,建议进一步加大数字乡村建设的实施力度、尽力弥合数字鸿沟、通过数字化转型驱动乡村治理升级、优化数字乡村治理的制度供给体系,以此推动乡村治理现代化的进程。
    8  组织化再造:重塑乡村文化网络的实践与机制——基于陕南荷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的考察
    蒋晓雨,郭占锋
    2025, 26(1):72-81. DOI: 10.13331/j.cnki.jhau(ss).2025.01.008
    [摘要](13) [HTML](0) [PDF 539.59 K](16)
    摘要:
    基于杜赞奇的“权力的文化网络”理论发现,组织是乡村文化网络的实践载体,组织化程度则是影响文化网络韧性的关键因素。因此,重塑乡村文化网络实质上是乡土社会组织化的过程。围绕组织权威、组织形态、实践机能与规则体系等衡量组织化程度的要素建立分析框架,剖析陕南荷村在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建设过程中重塑文化网络的成功案例。重塑文化网络的实现机理在于通过政治整合、社会参与、供需适配与规则互动等提高组织化程度,从而在村庄整体层面推动社会性关联和组织化动员。重塑乡村文化网络是一个渐进的发展过程,其背后体现了乡村文化振兴过程中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关系。
    9  包容型领导风格对基层公务员公共服务动机的影响——组织支持感和差错管理氛围的双路径作用
    陈弘,李文杰,王子成
    2025, 26(1):82-90. DOI: 10.13331/j.cnki.jhau(ss).2025.01.009
    [摘要](13) [HTML](0) [PDF 554.45 K](17)
    摘要:
    基于自我决定理论、组织支持理论以及认知评价理论,选取337份多时点调查的基层公务员数据,运用多元线性回归、Bootstrap等统计方法,探讨包容型领导风格对基层公务员公共服务动机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发现:包容型领导风格对基层公务员公共服务动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即基层领导干部的包容性越充分,其下属的公共服务动机越高。在作用机制方面,组织支持感和差错管理氛围在包容型领导风格与基层公务员公共服务动机的关系中发挥了部分中介效应。其中,组织支持感的中介效应相较于差错管理氛围更加充分。
    10  二轮延包的公平路径:信息公开与民主协商能否促进农户政策支持?
    安海燕,张家源,何金彪
    2025, 26(1):91-102. DOI: 10.13331/j.cnki.jhau(ss).2025.01.010
    [摘要](14) [HTML](0) [PDF 698.80 K](15)
    摘要:
    构建公平路径并提升农户对政策的支持度,是确保二轮延包工作顺利推进的核心。基于贵州省XF县、河南省PY县试点探索,并借鉴IAD框架,探讨通过信息公开与民主协商,搭建二轮延包过程公平的可行路径。研究发现:(1)信息公开与民主协商作为IAD框架中的相互作用部分,理论上可发挥过程公平作用;(2)二轮延包中,信息公开与民主协商体现在“政策宣传”与“方案制定”两环节。两试点地有着不同的设计模式,且河南省PY县的公平效用要强于贵州省XF县;(3)信息公开与民主协商能显著提升农户政策支持度,两者存在交互效应,且可通过农户公平感知影响农户政策支持度。各地应重视信息公开与民主协商,设计体现公平的延包实施方案、强化延包实施的过程公平、建立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动态公平管理机制。
    11  行政赋能如何促进土地细碎化治理?——基于“动态能力”理论的分析
    梁伟a b
    2025, 26(1):103-111. DOI: 10.13331/j.cnki.jhau(ss).2025.01.011
    [摘要](16) [HTML](0) [PDF 942.76 K](15)
    摘要:
    基于动态能力理论,构建“调适-整合-行动”的集体治理能力分析框架,对江苏省盐城市亭湖区的土地连片经营实践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地方政府通过调整土地制度,为村社集体提供了政策机会与制度空间,村社集体通过组织学习获得政策知识并且统合治理目标,提升自身的调适能力;地方政府通过向村社集体供给治理资源,为村社集体奠定治理的物质基础,村社集体以此为基础整合多元治理主体,提升自身的整合能力;地方政府通过权限下放形成对村社集体的有效激励,村社集体通过集体动员推动公共意志生成,提升自身的行动能力。在集体治理能力提升的基础上,多元主体的土地细碎化治理合力形成,细碎土地整合与土地组织化流转得以实现。
    12  制造耦合:基层干部联村治理的实践逻辑
    夏可恒
    2025, 26(1):112-120. DOI: 10.13331/j.cnki.jhau(ss).2025.01.012
    [摘要](8) [HTML](0) [PDF 580.61 K](15)
    摘要:
    联村治理是我国基层政权运作的重要制度形式之一。基于浙江省Q市的“组团联村”治理实践的研究发现,基层干部在联村参与中的行动逻辑集中表现为“制造耦合”,通过推动治理中公共事务的差异化配适、组织权力的复合型运作以及关系样态的多样化构造,实现了基层行政体制与乡村社会的有效沟通衔接,强化了国家的基础性权力建设。“制造耦合”实践的展开与压力型体制中的组织责任连带关系建立、紧密型乡村治理情景变迁以及基层干部官僚性和乡土性角色混融等因素密切相关,其在塑造新型“乡-村”关系格局的同时,也产生了行政权力替代和村社发展依赖等意外后果。应明晰并强化基层干部治理实践过程中的权责边界和制度监管,推动联村治理的规范良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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