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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科技创新的行动者网络与农村普惠金融发展——以蚂蚁金服为例
规模性返贫的底线评判、潜在风险与防范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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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赋能:农村失能老人养老服务供给研究
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与中国玉米全要素生产率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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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
新时代推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逻辑理路
于安龙
2025,26(3):1-11
, DOI:
10.13331/j.cnki.jhau(ss).2025.03.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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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实现共同富裕是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和使命追求,而农民农村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点。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坚持不懈、矢志不渝地推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有其特定的理论逻辑、实践逻辑、文化逻辑和政党逻辑。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共同富裕思想为理论源泉、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共同富裕思想为理论指引,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推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理论逻辑。从实践逻辑来说,推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本质的内在彰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是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必然要求。激活中华传统文化的鲜活共富基因,汲取实现共同富裕的强大精神力量,则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推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文化逻辑。政党逻辑主要表现为,推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内蕴着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使命,昭示着中国共产党的价值追求,彰显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能力。
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的内涵、特质及价值
刘秦民,李东洋
2025,26(3):12-17
, DOI:
10.13331/j.cnki.jhau(ss).2025.03.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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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既是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经验在文化思想上的凝练和升华,也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不断前进、深化的新维度。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以马克思主义文化观为思想路标,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精神赓续,通过“两个结合”在继承发展中不断焕发活力;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强调精神上的独立自主,秉承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以及开放包容、和谐互鉴的交往观;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面对西方文化叙事的各类挑战,凝聚全人类共同价值。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的内涵、特质及价值既是对文化的多维度诠释,也为文化自信奠定了坚实基础,更昭示着中国文化发展的新方向。
农村经济
农业“卡脖子”技术:系统解读及应对路径
匡远配,贺昭*
2025,26(3):18-27
, DOI:
10.13331/j.cnki.jhau(ss).2025.03.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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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 771.68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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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农业的弱质性、风险性、基础性与公益性等特点使得农业“卡脖子”技术呈现出技术、经济与社会的多维内涵及特征。这决定了农业“卡脖子”技术复杂多元的形成逻辑:既有旧模式与新阶段内生性矛盾的制度逻辑和强公共物品性的属性逻辑,也有风险高、收益低的经济逻辑和长期忽视基础研究的政策逻辑。基于农业“卡脖子”技术的多维内涵,本文遵循“技术本质→市场响应→战略价值”的渐进识别路径构建了农业“卡脖子”技术三阶段漏斗式识别框架并就中国农业作存在性判断,结果表明,中国在农业种业、农业机械、智慧农业三大领域均不同程度地存在“卡脖子”技术。据此提出应构建“体制创新-机制优化-主体协同-基础强化”四位一体的系统方案应对农业“卡脖子”技术问题。
数字乡村建设如何提升县域经济韧性?——基于国家数字乡村试点的准自然实验
张起慧,杨子毅,张立承*
2025,26(3):28-39
, DOI:
10.13331/j.cnki.jhau(ss).2025.03.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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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 837.39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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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基于2012—2022年中国县域的面板数据,从抵抗释放力、恢复重组力、调节适应力和创新变革力四个维度构建县域经济韧性的指标体系,并借助国家数字乡村试点的准自然实验,运用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数字乡村建设对县域经济韧性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乡村建设能显著提升县域经济韧性,这一结论在处理样本自选择偏差问题和经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数字乡村建设通过促进农村金融发展和农村消费增长来提升县域经济韧性;异质性分析显示,在农业县、中西部县和山地丘陵县,数字乡村建设对县域经济韧性的影响更为显著;空间效应分析表明,数字乡村建设对县域经济韧性的影响存在正向空间溢出效应。
数字乡村建设推动了农村包容性创业吗?
崔祥民a,赵治理b*
2025,26(3):40-51
, DOI:
10.13331/j.cnki.jhau(ss).2025.03.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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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基于县域数字乡村指数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匹配数据,采用面板Probit模型探究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村包容性创业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户创业的平均促进效应未受到区域经济、市场环境与人力资本水平差异的显著干扰,且对低财富家庭的边际促进效应更强,表明数字乡村建设能有效推动农村包容性创业。机制分析表明,数字乡村建设通过增强机会识别能力、提升自我效能感、优化金融资源配置与改善制度环境,多方协同缓解弱势群体的创业约束,并推动创业动机由生存型向机会型跃迁。同时,数字乡村建设不仅能提升农户整体的创业表现,更能显著改善中低绩效农户的创业收益,呈现“益贫性”特征。
何以扎根:内生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稳定经营及其价值
赵祖远,陈辉*
2025,26(3):52-60
, DOI:
10.13331/j.cnki.jhau(ss).2025.03.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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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 548.18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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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基于共生理论和河南S镇的田野调研考察了内生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与外生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竞争中,如何与小农户共生互动实现其逆势成长和稳定经营。研究发现,相较于外生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内生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所具有的组织稳定性、农业投入审慎性以及时空嵌入性优势使其与小农户的关系更亲和。在农业经营实践中,内生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通过土地柔性整合、社会化服务的利他性供给以及村庄非正式制度的调适与责任反馈等机制,形塑出有利于保持其稳定经营的农业共生系统。内生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稳定存在,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发展经营结构,不仅有利于区域农业的在地化转型,而且对农民生计调整、村庄社会的发展稳定均有重要意义。
“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专栏 目录加栏目主持人 沈费伟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Digital Villages" Column)
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助推数字乡村建设的机理与路径
沈费伟,张坦昌
2025,26(3):61-72
, DOI:
10.13331/j.cnki.jhau(ss).2025.03.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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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从土地资源配置的角度出发,重点探讨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助推数字乡村建设的机理与路径。研究发现,当前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在助推数字乡村建设中呈现出整治范围整体性、整治对象综合性、整治模式差异性、整治措施系统性以及整治目标多样性特征,背后体现要素流动弥补数字乡村建设资源短缺,结构调整促进数字乡村建设现代转型,功能转化增强数字乡村建设内在韧性,机制创新完善数字乡村建设治理体系的内在机理。然而囿于乡村资源禀赋与主体认知存在差异性,上述实践亦面临多元主体协同难度大、土地整治激励性不够、乡村资源环境的约束以及传统粗放开发的弊端等问题。政府需要从体制机制、目标定位、模式创新以及空间体系等方面进行优化,助力数字乡村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目标。
数字乡村标准化建设水平测度及空间关联研究——基于江苏省41个县域样本的实证分析
武小龙,郭美辰
2025,26(3):73-83
, DOI:
10.13331/j.cnki.jhau(ss).2025.03.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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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 699.37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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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数字乡村标准化建设对驱动乡村高质量发展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研究从产业数字化、公共服务数字化、治理数字化、生态数字化、文化数字化五大维度出发,构建数字乡村标准化建设的评价指标体系,采用AHP-熵权的TOPSIS评价模型,对江苏省41个县域的样本进行了测度分析,并运用Moran指数分析了空间集聚性。研究发现,江苏省县域数字乡村标准化水平整体不高,空间异质性明显,呈现从南到北逐渐递减的趋势;乡村产业数字化显著高于其他四大领域发展指数,乡村数字治理领域差异最大且发展极度不平衡,而数字文化领域发展较差且差异性突出;苏南地区的县域数字乡村标准化水平最高,且发展最为均衡;江苏省县域数字乡村标准化水平存在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且整体上呈现“高‐高”集聚和“低‐低”集聚分布。建议分类推进实施方案、优化数字资源配置、发挥数字溢出效应和扩散效应,以实现数字乡村标准化建设的高质量发展。
数字乡村建设促进共同富裕的机制探析——基于场域‐资本‐惯习的分析框架
李博,贺子娟
2025,26(3):84-92
, DOI:
10.13331/j.cnki.jhau(ss).2025.03.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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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 533.91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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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基于场域理论,构建数字乡村建设促进共同富裕的“场域-资本-惯习”的分析框架。研究发现,数字乡村建设促进共同富裕的机制集中体现为场域重塑机制、资本整合机制和惯习生成机制,通过这三重机制有效对接共享、共建、共治的共同富裕理念,推进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当前,在数字乡村建设的过程中仍面临数字空间建设缓慢、场域转变困难,数字技术赋能不深、资本转换不足,农民数字素养较低、惯习更新滞后等现实困境,未来应加快数字空间建设、推动场域转变,推进技术深入运用、加速资本转换,提升农民数字素养、形成数字化新惯习,促进乡村地区早日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
数字乡村治理:名实分离与优化路径——基于S省P县的调研分析
张国磊1a,龚蕊2,王晓宇1b
2025,26(3):93-102
, DOI:
10.13331/j.cnki.jhau(ss).2025.03.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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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和数字中国建设的推进,数字技术在乡村治理场域中的赋能作用日益凸显,但两者的深度融合仍面临诸多挑战。基于“技术-组织-环境”(TOE)框架对S省P县数字乡村治理深度剖析发现:数字乡村治理中“名实分离”现象的产生源于技术、组织与环境三维矛盾的交织:技术维度表现为“重接入,轻应用”,工具与治理目标脱嵌,导致技术未能深度融入治理实践;组织维度“重收集,轻整合”,映射资源整合的协同障碍,数据资源未能有效利用;环境维度“重典型,轻实效”,凸显政策执行与资源供给的偏差,加剧乡村数字负担,三者共同构成治理效能与目标偏离的系统性诱因。建议通过跨部门数据整合、增强多场景技术应用与提升治理样本可及性等优化路径,形成“技术驱动+组织协同+环境优化”的综合治理体系,进而提升乡村治理效能。
经济管理
数字金融对农村家庭生计韧性的影响及其机制——基于CFPS数据的实证分析
罗荷花,覃洋溢
2025,26(3):103-113
, DOI:
10.13331/j.cnki.jhau(ss).2025.03.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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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基于2022年中国家庭跟踪调查(CFPS)数据,运用OLS模型实证检验数字金融对农村家庭生计韧性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对农村家庭生计韧性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数字金融通过促进家庭创业有效性和促进金融资本积累提升农村家庭生计韧性;即使数字鸿沟存在,数字金融对农村家庭生计韧性的促进作用依然显著;数字金融对中西部地区、低人力资本与相对脆弱农村家庭的生计韧性提升效应更加明显。因此,应促进数字金融包容性增长,提高农村家庭对数字金融的认知水平和使用能力,政府及金融机构应加大对农村群体的关怀和帮扶力度,以期弥合“数字鸿沟”,提升农村家庭生计韧性。
研究型审计促进粮食安全政策落实的逻辑、框架和策略
凌生春1,陈良凤1,李爱娟2
2025,26(3):114-120
, DOI:
10.13331/j.cnki.jhau(ss).2025.03.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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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是关乎国计民生的“国之大者”。当前粮食安全政策落实面临耕地占补平衡制度落实难、耕地“非粮化”“非农化”、农业财政资金监管难等多重困境,需要加强监督管理。然而,传统审计模式因审计重点难以锁定、问题发现能力不足、审计力量与任务不匹配等缺陷,难以有效应对粮食安全政策落实中的重重挑战。研究型审计以其宏观性、本质性、多维性和创新性特征,能够突破传统审计的局限性,沿着“政治-政策-项目-资金”穿透式分析路径,通过靶向聚焦关键环节、动态优化审计流程、多维强化结果运用,系统揭示政策执行中的深层次问题,为破解粮食安全政策执行偏差、防范系统性风险、构建长效保障机制提供科学方案,促进粮食安全政策的有效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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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生活形态的历史考察与展望
朱梅
,
应若平
,
陈向科
2010(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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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对农村生活形态的概念进行界定的基础上,循着农村生活形态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历史轨迹,将农村生活形态的演变过程分为三个大的历史时期:传统社会的农村生活形态、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时期的农村生活形态、现代社会的农村生活形态,并分析了不同历史时期农村生活形态的具体特征。城乡融合是社会发展的大趋势,中国特色的现代社会就是城乡统筹的社会,城乡统筹发展必然促进农村生活形态从同质性向和谐的异质性转变。
新型职业农民持续经营意愿的影响因素及其层次结构——基于河南省调查数据的分析
沈琼
,
陈璐
2019(4):34-41
, D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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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基于河南省585份新型职业农民问卷调查数据,运用Logit模型分析新型职业农民持续经营意愿的影响因素,并利用ISM模型解析各影响因素间的关系和层级结构,结果表明:新型职业农民受教育程度、职业兴趣、职业信心、职业韧性、风险态度、代际传递意愿、技术获取、政府支持、社会保障以及市场预期10个因素对其持续经营意愿有显著影响。其中,职业韧性和代际传递意愿是表层直接因素,风险态度、职业信心、技术获取和社会保障是中层间接因素,职业兴趣、市场预期、政府支持和受教育程度是深层根源因素。
日本、韩国及我国台湾地区农业现代化与湖南之比较研究
曾福生
2020(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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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基于现阶段湖南省农业现代化建设面临的问题导向,通过赴日本、韩国及我国台湾地区调研考察,围绕小农户与现代农业衔接、农业机械化、农业品牌化、农业绿色发展、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农业支持政策等六个方面分别论述日本、韩国及我国台湾地区农业现代化的具体发展模式,并就湖南省农业现代化实践优势和差距进行比较。结合湖南省发展实际,提出了湖南省加速推进农业现代化的战略取向:实现小农户与现代农业紧密衔接,推进农民组织化;精准制机、适机、用机、购机,实现农业机械化;实现精细农业高质量发展,推动农业品牌化;加快农业生产方式转型升级,引领农业绿色化;做优做强农产品精深加工,助推产业融合化;加大政府支持力度,促进服务社会化。
“农业人才培养与农民教育”笔谈
周清明、刘纯阳、夏金星、吴易雄
2012(4):1-15
, D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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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12年,中共中央1号文件聚焦农业科技进步及农业农村人才培养。基于此,本刊特邀周清明等专家教授开展“农业人才培养与农民教育”笔谈。周清明教授基于湖南农大的实践,认为现代农业人才培养之道在于:更新教育观念,理清办学思路;深化教学改革,创新培养模式;加强教学建设,夯实培养基础;健全评价机制,保障教学质量。刘纯阳教授认为,国情决定了我国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依然必须大力发展农民教育,而农民自身的发展转型则要求人们对传统体制下的农民教育模式和理念进行重新审视。面向未来的农民教育不仅要充分考虑我国社会经济转型这个大的时代背景,而且要结合高等教育大众化这一新的趋势进行调整,必须以均衡发展的理念来推进面向未来的农民教育。夏金星教授认为,农村人力资源匮乏正成为“三农”发展的瓶颈,农业教育资源正在加速流失,农业发展暗藏危机,“三化”同步推进亟需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吴易雄博士认为,湖南农业人才培养与农业科技创新事业取得了长足进步,但如果从整体上、发展潜力上和应用层面上分析,湖南农业科技创新与农业人才培养仍存在较突出的瓶颈制约,应从农业科技创新机制、重点、环境和农技推广体系建设、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农业科技人才培养等方面进行改善和强化。
宅基地“三权分置”的实施瓶颈与规范路径——基于杭州宅基地制度改革实践
胡大伟
2020(1):49-55
, D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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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杭州积极推进闲置宅基地盘活利用的创新实践,开展了宅基地制度改革的“联众模式”“淳安实验”和临安天目山试点。基于杭州宅基地制度改革实践的观察发现,宅基地“三权分置”面临着实践需求与政策供给的不匹配,宅基地所有权难以显化、宅基地资格权的认定及规范保护比较模糊、宅基地使用权规范流转和盘活的市场机制及法治保障不足等困境。深入推进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促进闲置宅基地的盘活利用,应该坚持城乡融合、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视角,提高乡村治理能力,充分发挥村集体在宅基地开发利用中的主导作用,保障宅基地集体所有权的有效落实;科学界定农村宅基地“三权”之间的权责关系,显化宅基地农户资格权,建构完善的确权赋能机制;完善政策扶持、平台搭建和空间管制等政府资源配置机制,保障宅基地使用权的适度放活;推进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与相关领域改革的协同融合,完善宅基地用益物权保障机制。
宗教信仰对农村居民阶层认同的影响效应——基于CGSS2015调查数据
王若男
,
阮荣平
,
韩旭东
,
郑风田
2020(1):35-43
, D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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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基于CGSS2015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了宗教信仰对农村居民阶层认同的影响。结果表明:宗教信仰对农村居民阶层认同有显著正向影响。相较无宗教信仰的农村居民,有宗教信仰的农村居民自我认同的阶层地位更高。具体而言,宗教信仰通过参与效应、品位效应和慰藉效应对农村居民阶层认同产生影响。宗教活动参与对农村居民阶层认同存在显著正向影响,且参与频次越高,受到的正向影响越强;不同宗教信仰类型对农村居民阶层认同均产生正向影响,但影响程度不同,仅有回教对阶层认同产生显著正向影响;相较家庭经济状况较好的农村居民,宗教信仰对家庭经济状况较差的农村居民阶层认同影响更大。
农户秸秆资源化利用行为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张珺
,
石欣
2020(1):17-24
, D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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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基于计划行为理论,构建了农户秸秆资源化利用意愿及行为理论模型,以湖南省4个市(州)331份农户微观调查数据,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实证分析了农户秸秆资源化利用行为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行为态度、主观规范、知觉行为控制均对农户秸秆资源化利用意愿有较为显著的正向影响,农户秸秆资源化利用意愿对利用行为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农户对秸秆资源化利用行为的感知(提高自身技能的认知)会正向作用于其对秸秆资源化利用的认知和评价,进而影响农户秸秆资源化化利用的意愿。乡邻、村委会和村干部支持是影响农户主观判断的重要因素,秸秆资源化利用配套设施是农户知觉行为的关键因素,主动宣传秸秆资源化利用是农户利用行为的最终结果。
中国农业上市公司资本结构微观影响因素分析
马巾英
1
,
李明贤
2
2011(3):29-34
, D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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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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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上市公司的资本结构对公司的发展起着很重要的作用,而影响企业资本结构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基于中国45家农业上市公司2007—2009年的面板数据,建立回归模型,对影响资本结构的微观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中国农业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偿债能力以及现金流量与资产负债率负相关,企业规模、非债务税盾与资产负债率正相关,而成长能力与资产负债率的相关性不显著。
中国豆粕期货市场价格发现功能及动态演变——基于动态Granger因果检验的经验分析
戴鹏
,
汤晓怡
,
曾文娟
2019(4):10-16
, D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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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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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利用2009年8月—2017年5月的豆粕期现货市场价格数据,以Toda 和Yamamoto的Granger因果检验方法为基础,结合滚动窗口回归法对豆粕期货价格和现货价格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动态Granger因果检验。研究表明:中国豆粕期现货市场价格之间保持长期稳定均衡关系的同时,期货市场对现货市场具有显著的单向价格发现功能,且随时间推移,价格发现功能在不断增强,是现货价格波动的主要影响因素。这一结果不随滞后期以及样本选择而改变,具有很强的稳健性。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职务犯罪案件中的适用风险及其应对
唐玲
2020(2):41-48
, D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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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职务犯罪案件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实质在于从传统的“法律报应”走向“法律激励”,具备法规范意义上的积极价值。探索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职务犯罪案件中的适用时,需考量其是否带来刑法体系功能紊乱及罪行关系结构失偏的潜在风险。因此,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职务犯罪案件的适用时需要坚守罪刑相适应原则与法益保护原则,并从实体规定、权利保障以及权力监督等方面着手,化解现阶段适用该制度所带来的风险,为刑法正当规制职务犯罪案件提供规范性框架和制度保障。
股权激励和内部控制对上市公司融资约束的影响——基于2009—2018年战略性新兴产业数据
黄生权,唐小敏
2020(2):65-72
, DOI: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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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基于2009—2018年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数据,分析了股权激励和内部控制对上市公司融资约束的影响,结果表明:股权激励对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公司的融资约束有显著负向影响;高质量的内部控制有助于缓解融资约束,同时高质量的内部控制可以强化股权激励对融资约束的缓解作用;另外,代理成本在股权激励与融资约束之间具有中介作用。
财政分权对农业要素流动及其结构变迁的影响——基于1994—2017年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刘锦怡,刘纯阳
2020(2):8-19
, DOI: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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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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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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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从制度变迁视角阐述了财政分权体制改革对农业要素流动及其结构变迁的影响,并利用1994—2017年省际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分税制改革以来,中国农业的劳动力和土地要素占比呈现下降趋势,农业资本深化程度不断提高。从区域差异来看,东部农业资本要素相对丰裕,中、西部农业劳动力和土地要素相对丰裕,但资本积累正在不断加快。财政分权对中国农业资本深化具有深刻的制度影响,一方面财政分权通过促进支农支出和工业化推动农业资本积累,另一方面财政分权通过促进工业化和城镇化抑制农业劳动力、土地要素积累,从而驱使农业经济增长路径呈现节约土地和劳动力的资本深化趋势;随着财政分权体制改革的推进,上述影响效应不断增强,且对中、西部地区的影响作用强于东部地区。
水稻生产效益盈亏平衡分析与农户期望——基于湖南省210家农户的调查数据
蒋元
2012(1):20-26
, DOI: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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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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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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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基于2008―2010年湖南洞庭湖区、洞庭湖边沿地区、丘陵区和山区10个样点县(市、区)200个典型农户(散户)和10个种植大户的水稻生产调查数据,分析了散户和专业大户水稻生产成本构成和产量产值效益、水稻生产效益的盈亏平衡点。结果表明,散户每季平均单产为6 951.3 kg/hm2;产值为12 863.78元/hm2;成本为10 249.6元/hm2;盈利为2 613.15元/hm2,享受种田补贴后,盈利水平提高;户平种植水稻收益为2 266.00元,山区最低,平原区最高。专业户每季平均单产为7 169.3 kg/hm2;产值为14 202.99元/hm2;成本为12 429.8元/hm2;盈利为1 773.24元/hm2。这说明湖南水稻生产成本高、盈利水平低、内在风险大。农户最低期望盈利年平2.0~2.8万元/户,需要耕地规模3.4~5.3 hm2,需要实行土地流转才可实现。种植大户最低期望盈利3 000元/hm2,实现这一目标需提高单产623.5 kg/hm2,或给予种田补贴1 234.6元/hm2。
收入、社会资本对农民阶层自我定位的影响
蔡文聪,杨海钰,李星光,霍学喜
2020(2):27-34
, DOI: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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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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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 297.02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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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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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基于陕西、甘肃、山东、云南四省826户苹果户的调研数据,利用无条件分位数回归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了收入、社会资本对农民阶层自我定位的影响。结果表明:有45.89%的农民阶层自我定位为“上层”和“中上层”,44.07%的农民定位为“中层”,10.05%的农民定位为“中下层”和“下层”,呈“上头大,下头小”的保龄球状,高位认同占主导特征;收入对农民阶层自我定位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且收入对阶层自我定位的系数从0.10分位点上的0.386逐步减小至0.75分位点的0.157,边际作用逐渐下降,存在“餍足效应”;社会资本及其三个维度均对阶层自我定位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收入在社会资本促进阶层自我定位中发挥中介作用,其中收入在社会网络与阶层自我定位之间的中介效应最大,为15.47%。
房价上涨对工业产出影响的门限效应及区域差异
刘建江,张瑞梅,李诗
2020(2):57-64
, D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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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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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房地产业和工业产业具有很强的关联性,房价持续上涨对工业产出的负面影响主要表现为推高用工成本、挤占资金、引发投机等三个方面,且这种影响在不同的工业化水平下存在门限效应和区域差异。基于2003—2017年31个省(市)面板数据,运用系统GMM模型进行验证,结果显示:房价上涨对工业产出已由前期的拉动作用为主转化为抑制作用为主;分区域看,中部地区受自身工业发展水平及宏观环境等因素影响,房价上涨对工业产出影响较显著,东部地区次之,西部因房价较低影响不显著;在不同的工业化水平下,房价上涨对工业产出影响存在门限值。
农户测土配方施肥技术采纳意愿的影响因素及路径
王晓飞
2020(1):1-7
, DOI: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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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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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 267.71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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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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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以技术接受理论为基础,分析感知易用性、感知有用性、社群影响、便利条件和农户特征对农户测土配方施肥技术采纳意愿的影响及路径,并以此构建结构方程模型,利用湖南、黑龙江、吉林三个水稻主产区的农户调查数据,实证检验各因素对农户测土配方施肥技术采纳意愿的影响,结果表明:农户特征、感知有用性对农户技术采纳意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感知易用性对感知有用性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社群影响可以直接影响农户的感知有用性,也可以通过影响感知易用性而间接影响感知有用性,进而影响农户的技术采纳意愿;便利条件通过影响感知易用性而间接影响农户技术采纳意愿。因此,通过社群影响和便利条件直接或间接影响农户对技术易用性和有用性的心理感知,进而通过感知有用性提高农户技术采纳意愿是行之有效的路径。
双向代际支持对农村老年人身心健康的影响——基于山东省的调查数据
刘昊
,
李强
,
薛兴利
2019(4):49-56
, DOI: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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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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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 189.53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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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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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基于山东省891位农村老年人的调查数据,分析了双向代际支持对农村老年人身心健康的影响,结果表明:不同方向与不同方式的代际支持对农村老年人身心健康产生了不同影响。子代情感支持、亲代情感支持以及亲代照料支持会显著提高农村老年人自评健康,但子代经济支持会降低老年人自评健康;亲代经济支持、子代情感支持和照料支持能有效遏制其日常活动能力的退化;子代经济支持、亲代照料支持会增加其抑郁程度,但子代情感支持、亲代情感支持以及子代照料支持会显著改善其心理健康。
高职院校涉农专业学生务农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基于计划行为理论视角
殷志扬
2019(4):63-69
, DOI: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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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 307.49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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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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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基于计划行为理论和3所国家优质高职院校14个涉农专业322名应届毕业生的调查数据,利用结构方程模型对影响高职院校涉农专业学生务农意愿的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高职院校涉农专业毕业生务农态度、主观规范以及感知行为控制对其务农意愿均有显著影响;务农态度上,学生更关心在农业领域工作对自己以及今后的家庭会有哪些收益和风险,并根据感知到的收益和风险进行最终的权衡;主观规范上,学生更多地是参考家人的意见、已经在农业领域就业的学长的意见以及和自己比较熟悉的专业教师的建议;感知行为控制上,影响最大的是对务农后的生活预期、在校期间积累的农业实践经验以及获得较高收入所需要积累的时间。
农村教育上移:形成、惯性与反思——以廖原县为例
王丹
,
潘璐
2019(5):38-44
, DOI: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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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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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 207.70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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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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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基于廖原县近二十年的教育改革分析发现,在农村教育上移趋势的形成与发展初期,地方政府发挥了主要的推动作用。在“以教育改革带动城区经济繁荣”的政府发展逻辑主导下,城乡教育资源差距巨大的格局形成,农村学生享受在地化教育的需求难以满足,被动进城求学。2012年后,农村家长的教育需求逐渐发生转变,其“上好学”的教育期待以及诸多追逐优质教育资源的行为,在客观上与地方政府推动城镇化的目标达成一致,共同推动着当前阶段的农村教育持续上移。要突破这种结构惯性,需要采取有效措施将农村教育的发展重点从“促公平”转到“提质量”,推动实现质量维度上的城乡教育均衡。
产权改革、社会资本与小型农田水利设施管护效果——基于交易费用的中介效应分析
龙子泉
,
张媛媛
,
周玉琴
,
范如国
2019(4):1-9
, DOI: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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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 240.58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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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基于湖北省379份农户问卷调研数据,从产权改革、社会资本两个维度选取12个观测指标,并以交易费用为中介变量,利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小型农田水利设施管护效果的影响因素及其影响路径。结果表明:产权改革、社会资本以及交易费用是影响小型农田水利设施管护效果的重要因素。小型农田水利设施产权改革越彻底,网络、规范、信任等社会资本越高,设施管护效果越好;产权改革及社会资本还可以通过降低交易费用提升小型农田水利设施的管护效果。以农户用水需求及工程盈利能力为调节变量进行多群组分析的结果进一步显示,用水需求高的农户,随着社会资本的提高,设施管护效果要显著好于用水需求低的群体;相较于低盈利能力小型农田水利设施,高盈利能力小型农田水利设施的管护效果受产权改革的影响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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